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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父母对我们说：“你们这一代多么幸福！”他们是绝对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场社会大动荡的，当然更想不到那场动荡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什么。整整十年！而且是我们最美丽的年龄。
——现在我自己做了母亲，我绝不对儿子说：“你们这一代是多么幸福！”我不说。
一、买鱼
时光倒流到爸爸妈妈都去了五七干校，我成了一家之主的时候。
“铃铃！”我以为是上课铃的那一阵当啷，其实是小闹钟打闹。我真不愿意醒来，我非常非常留恋那个五彩斑斓的梦。梦里我有一顶小红圈，正在猴皮筋上跳了一个最好看的谁都不会跳的新花样，连音乐老师都看呆了。但我还是醒来了。我知道我不能变成梦。
天是全黑的，稀稀疏疏地点了几颗星星。星星都被冻得苍白了，渐渐地发抖。一点东方将白的迹象都没有。
我挽一个大菜蓝子出门，一个人在没有街灯的巷子里走。我连跑带跳，尽量地让鞋底跟在街面的小石子碰出声响，这样就好象有了个伴儿，也可以压住一点心里不断发抖的感觉。今天是星期末，是妈妈要回家度假的日子。很久了，很久了，妈妈终于要回家过一个星期天。她一定会端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吓我一跳，我也要端出一件她意想不到的礼物吓她一跳。妈妈有很好的烹调手艺，我的钱罐子里还有5毛钱。那时候物价很便宜，5毛钱就可以买到两斤土棱鱼了。
菜市场还没睡醒呢，四扇大木门紧紧地闭着，又厚又重，不知道门后藏着什么宝物。几条长蛇称已在门外摆开了，排在长蛇阵里的人们是千姿百态，有铺一领草席卧在地上的，有坐在小木凳上打“哔哔啪”的，有倦在墙根下打磕睡的，下颌在胸前一磕一磕，荡水就慢慢地流了出来队伍绕着门前的石柱弯了一弯，然后曲曲折折地摆到露天的泥地里去。我把大菜篮摆到买鱼的队伍里，站起来数那些草席、木凳、砖头和菜篮，数到我是第二十三名。我立即心算了一个数字，假若每人限买两斤，那么即使只运来一筐鱼，也可以有我一份了。
姐姐也离家“闹革命”去了，家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虽说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无限期地放了长假，也没有功课可做，我觉得我还是很忙的。买盐要排长队，买煤要排长队，买草纸要排长队这样一样一样地排下来，就有了无限的操心事。况且父母留下的一点生活费，是要认真计算着花的，一时错了，这个月就有饿肚子的可能。所以平日里吃鱼的事是从不敢想的。今天可不一样，今天是妈妈要回家。妈妈回家就一切都重新开始，所以我可以一次挥霍掉全部的余款，不必用它筹划这个月剩下的日子。我全部的余款是一张新的象利刀片一样的5毛钱。
正胡想着，菜市的大门开了，那木门重得竟能发出隆隆声，使人一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门环上长着两匹铜铸的狮子。人们一窝蜂似的往里涌，少不了互相碰着了踩着了，吱吱哇哇地乱成一片。好不容易拥了进去挤到一个队伍里站定，脑子里嗡嗡的响，脚背上全是鞋印，各色花纹都有，是泥是水也分不清了。再数一数，我已经成了第四十二名了。菜市场的木台子前摆开去，逶迤蜿蜒，十分壮观。
太阳从顶逢的天窗上照下来，先是玫红的，后是浅金的，再后来是白炽的，直宜地从头顶泻下，叫人头晕目眩。我饿得心发慌，腿单一点一点地软着弯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一声喊：“鱼来啦！”
嗡的一声，队伍里所有的木凳砖头都变成了人，于是队伍就挤得弯出好几个弯，有的连弯也看不出了，密密实实的一墩，都堆满了人，再也数不出数目来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蓝颜色的脊背。我拼命地踮起脚尖喘气，我什么也不敢期待，什么也不敢算，只是漫无目的地被人们推着挪动，一寸往前，一寸往后，每一步都要很费力地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透气的空隙，我在课本上读到过“锄禾日当午”的苦，读到过老渔夫在浪中搏斗的苦，但是没有读过买鱼的苦。在我热衷于发明跳猴皮筋的新花样的年龄，我的确不会想到买鱼的苦。
我恍恍惚惚地挪了好久好久，好象是半辈子了，终于挪到了鱼台跟前。售货员的动作十二分的麻利，把最后一个筐子底朝天那么一倒，倒出最后六条小鱼来，扒到秤上一拎，随即厉声地吐出两个字：
“六毛！”
我一下懵了，那张崭新的5毛钱在手心里发出一声脆响，我说：“我我要不”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这时几个蓝颜色的脊背一起冲了上来，一起举起菜篮子，一起大叫：“给我啦！”只听嚓的一声，六条小鱼不知滑进了哪气只篮里。
“洗鱼台啦！”售货员们喊着。一桶清水带着鱼鳞鱼血，呜呜咽咽地淌下来心。
二、失学
读书的时候总是很恨考试，很恨老师布置没完没了的作业，总是盼着放寒假、放暑假。可是现在整整两年学校没有上过一天课，再也没有老师布置作业，再不用考试，反倒却怀念起学校来了。
爸爸一旦回家，见我又在疯玩，就很生气，厉声地喝令我站在墙角里，要检查我的作业。我再三再四地向他解释说：没作业了！早就没有作业这回事存在了！爸爸总是胃疼似的发出一声呻吟，然后就颤颤地责问我，说为什么不去学校问问什么守候复课？说或许人家早就复课了，独独漏掉通知我。
于是我就只得到学校去问。我不知道怎么个问法，去问谁。校长每天抱着把扫把扫校园子，然后从大门口扫向马路去。他眼珠子木木的，背也驼了。叫他一声“校长！”他下意识地咧一咧嘴，可是半天也不见他答应一句。
教室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中学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杀向社会”不在这里刷标语或拼刺刀了。
我一层楼一层楼地上去，下来，每一间教室都站一分钟，看一眼七零八落的黑板。风从没有一片玻璃的大玻璃门外吹来，慢慢地在楼道里穿行，发出一种沉闷的回声，莫名其妙地令人毛骨悚然。我很想撒腿就跑，但我没跑，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从来不曾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空间，我不知道我在这空间里可以干些什么。
我考进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三千个孩子竞争那八十个学位，我竟然可以成为胜利者之一，这曾经使爸爸妈妈和我原来的老师很是荣耀了一阵子。那年的六•一节里，满面春风的班主任老师用比平日里高八度的嗓子，向我们全班同学朗读了一段晚报上的新闻，那新闻里有这样的句子：“几个九岁的红领巾，用流利的外语表演了小红帽的故事”那上面说的“小红帽”就是我。
父母和师长总是说：“你们这一代真幸福！”我是不会激动的，因为没有不幸福的生活反衬，所以我无法理解幸福。
终于有一天，有一位老师老家访了，接待她的，是十六岁的表姐。
这位老师就把一份油印的东西交给我那位十六岁的“家长”说：
“外语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培育的都是修正主义的小苗子。”
我站在姐姐身后，端端正正地，象课堂上叫“老师您好！”的样子。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外语学校解散了！”
姐姐什么也不说。我也没说。
送这位老师出门的时候，她似乎刚发现了我“啊”了一声，说：“都长这么高了！”说着眼圈竟红了。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一眼，终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做学徒工，于是童年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