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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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湖当是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清初诗人吴伟业圆圆曲中的名句,表达了他对明朝灭亡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献关降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然而,吴三桂何许人也?吴三桂(1612----1678)字长伯。万历四十年(1612)出生在辽东一个军官家庭。其父吴襄,中天启(1622)武进士,崇祯初以守辽东有功,官到锦州总兵。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吴三桂登上政治舞台之初,正是明朝衰落、满族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据传说,吴三桂本人曾在一次战斗中率领少数家丁,救父于重围之中,再加上其父吴襄、舅父祖大寿等皆在辽东任高级军职,为他创造机会,吴三桂本人也卑躬屈膝地趋附于权势者之门。方一藻、洪承畴先后经略辽东,他竭力巴结“拜其门下“太监高起潜总监辽东军马,专以杀良冒功为事,吴三桂却拜之为义父。由于吴三桂钻营有术,因此官运亨通,二十八岁便升任宁远总兵,成为明朝镇守辽东的重要将领。

    吴三桂以父荫而登仕,又以钻营而升官,当然也就不能指望他在战场上会舍身入死、奋勇杀敌。崇祯十四年秋,在明朝主力决战于山海关外的松山时,很多明军将领英勇作战、捐躯报国,而吴三桂却率部潜逃,遁回宁远。为此,明朝政府曾要将其问斩,但因他有后台,又广行贿赂,才得以从宽发落,降三级驻守宁远。

    吴三桂这主世家子弟对明末士大夫豪华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极为向往。军旅之中,他以风流自赏,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作为追求目标。有一次吴三桂回京述职,他不但遍谒权门,而且以千金之资,从嘉定伯周奎家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纵情于歌舞声色之中,仅因边烽频举,军令严逼,他才带着一身脂粉气返回辽东驻地。面对清军的频繁进攻,他一筹莫展,走为上计。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他擅自弃守宁远逃奔山海关。

    就在吴三桂擅弃宁远、逃奔山海关的同地,李自成起义大军已迫近明都北京。危在旦夕的明王朝,把拥有重兵的吴三桂看作是可依靠的长城。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加封吴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但吴未入京,而明朝先亡。入据北京的李自成从东方边境的安全出发,打算争取吴三桂。入京之初,便派人携银犒军,许以“通候之位”说其归降。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继续西进“朝见新主”

    但时,李自成大顺政权本身的革命性质及其所推行的革命政策,和吴三桂本人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义军入京之初,曾对一些贪污不法的官僚勋戚进行追赃,吴三桂之父吴襄也被牵连其中,他在京的爱妾陈圆圆又被义军将领刘宗敏占有。消息传到吴三桂耳中,他怒火中烧,立即停止西进,折回山海关去了。

    善于投机的吴三桂心里明白,现存的三支力量中,明王朝这一支力量已经崩溃,剩下关内的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的清军两大力量,自己作为明朝的残存势力,决非其中任何一方的对手,李自成一方既不可投,也就只有降清这一条出路了。而且在清军一方他是有“根”的,他的舅父祖大寿、他拜之门下的洪承畴,都早已降清,为他作出了榜样,清政府也曾通过祖、洪等人多次向吴三桂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此时,明朝已亡,连造成他犹豫不决的最后一点因素也消除了,于是,吴三桂决计降清。他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扯起“为君父复仇”的遮羞布,连续致书清朝,乞师击李。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取道北路,出师中原的途中,得知吴三桂乞师击李的消息,马上改变行军路线,转而从山海关入关。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李自成起义军大兵压城之际,吴三桂亲迎清军于山海关外的威远城,向清军主帅多尔衮“称臣”并在清军营中剃发归顺。当日下午,清吴联军与起义军激战于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起义军战几西走,清军长驱入京,由此建立起其在全国二百多年统治。吴三桂因献关有功,清政府异常迅速地封他为平西王。

    从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至四月十五日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投降书,前后仅二十几天。也就是说一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一已私利,吴三桂竟连易三主,其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本性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作为明亡投降清政府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吴三桂有着自己的特色。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镇压起义军,故而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的相矛盾。而且,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和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此外,和其它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握有一支自己独立统率的有相当实力的军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政府虽然对他外示优宠,实则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顺治二年以其隶于阿济格部下西征李自成余部之外,下江南、征福王均未让他参加。而且在军事活动异常频繁的顺治二年八月,反将他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此,吴三桂了然于心,此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有鉴于此,三年后,清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军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西南抗清义军余部。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和故明士大夫,他也不遗余力地斩尽杀绝。几年之中,先后定陕入川。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杀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为清政府效尽了犬马之劳。

    吴三桂的权势在平定云南之后达到一个新峰。顺治十七年,清政府命他以平西王镇守云南,暂时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进爵亲王,兼管贵州。“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其子吴应熊还当上了驸马爷。手握重权的吴三桂并纳变质的李自成、张献忠遗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人事上,凭仗自己开藩的特殊地位,向云、贵和其他地区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西选之官满天下”的情况;经济上,他“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自铸货币,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官卖各种土特产品,加重税收,积蓄财力。而且他不断向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挑衅,又借口用兵,扩军索饷,吴三桂在分裂割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他成为当时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这势必与清朝中央发生矛盾。

    清朝廷对此洞若观火。康熙二年,清朝廷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停止为理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以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求归老辽东。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请求移藩,实际上是试探朝廷的意向。不料康熙皇帝毅然决定同撤三藩,并批出:“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

    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随及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撤藩令下,吴三桂铤而走险,同年十一月底,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反叛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反叛之后又声称“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令部下蓄发,易衣冠。

    由于反叛蓄谋已久,故而在反叛之初,便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似乎有利。在他看来,在军事上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在政治上,揭起反满复明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就指挥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对手。所以,在这次冒险中,自己以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一是清朝入主中原已近三十年,民族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二是吴三桂降清以来自我表演太充分了,一会声泪俱下地要“复君之仇”一会又信势旦旦地表示要“夭忠新朝”现在他又声称要“举大明之文物”了。人无信不立,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再则,和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帝虽然年轻,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故而,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消息时,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城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同时,在军事上,毫不迟疑地调动军队,进行讨伐。这样,虽然战争爆发之初,清政府在军事上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康熙十五年后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吴三桂开始感到兵力财力不足。而且,由于支持吴三桂叛乱的军队多为乌合之众,形势有利时,蜂拥而来;形势不利时,又纷纷离去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撕下复明的面纱,演出了一出称帝的丑剧。建国号周,改元昭武,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但是这并没有给这个野心家带来什么好运,前线告急文书仍如雪片一样飞来,吴三桂气急败坏,称帝不久便病倒在床,是年八月死于衡州,从而结束了这个身经两朝,历事三主,反复无常,一无可取的野心家的可耻一生,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燔继位于贵阳,控制地盘越来越小,内部也更加分崩离析。乘此时机,清政府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进攻。三年中,先后收复川、湘、黔、滇,直捣其昆明老巢。康熙二十年冬,城破,吴世燔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叛至此全部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