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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工作是政治事件，即是将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助工作设定为政治事件，作为政治任务来动员，这在非常时期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国家以临时社会救助的形式运送并发放了大量的物资，并紧急动员各种政府和社会力量解决困难。我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政治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我相信并不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逊色，甚至我相信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等能力是当今世界仅有的。我国政治动员模式的有效性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体制设计仍然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来自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动员组织体制，这种体制以执政党的强势领导为政治支撑，以对国家机构和重要物资的政治控制为物质基础，对外具备反击侵略的快速实施能力，对内具备应付自然灾害的政治动员能力。
我国国家力量强，社会力量弱，所以国家力量或国家的干预作用，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治理功能和影响意义异常重大。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约束，对地方政府实践有较大约束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十分明显。所以往往针对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解释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的主导作用（国家及其政治体系的功能）或文化根源的影响上。国家主义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国家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将这种国家主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称之为“国家主义”或“国家威权主义”我国民主化过程中，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一政治进程。权威制的政府干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有较强的历史根基，但伴随着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的发展，民主化和去集中化的趋向也日益明显。
应当提出的是，与我国相对的一种政府治理思潮—自由主义，它假设国家的消极角色，主张公共问题“化整为零”推崇经济的市场体制和社会的自治体制。自由主义很好地解决了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治理问题，但对于应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意识与能力却是欠缺的。自由主义将“国家”设定为“隐秘的主题”掩盖而不是消除了公共生活中的政治需求。保守主义国家观抓住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软肋。这提醒我们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国家的角色。我国历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的有效性证明了应急状态下强势国家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