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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庵早已不是庵，是我们的小学校。别看它是寺庙改建的，比起邻村的七星寨小学，可大多了，鼎盛时期，有五个班级，七个教师，一百多学生呢。
乡村小学的师生，多半是近邻，有的还是亲戚老表，人脉关系象竹疙兜似的，盘根错节，因此，称呼也很随意。学生都有大号，偏喊绰号“闷猪”、“牯牛”、“狗剩儿”漫天飞；老师有姓有名，偏喊辈份“大伯”、“二叔”、“三舅爷”此起彼伏。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侄子，姓魏，据说连初中都没毕业。他爱穿绿军装，戴绿军帽，但一点儿都不威风，走起路来更搞笑，活灵活现一只大螃蟹，同学们私下里都叫他“伪军”
魏老师上课象演小品。有一次，讲“前仆后继”这个成语，讲了几遍都没人懂。恰逢放学，校门口拥挤不堪，前面的人被挤倒了，后面的人来不及收脚，只好从躺在地上的人身上跨过。魏老师一看，立刻拍着桌子大叫：“看，前仆后继！”牯牛同学一看，立马开窍：“前仆后继就是同学们不遵守纪律，后面的人使劲挤前面的人，挤倒了也不管。”魏老师可劲地拍了拍牯牛同学肩膀，激动地说：“谁说牯牛脑袋里尽装豆渣，很聪明嘛！”牯牛得了表扬，我们也不甘落后，一齐在作业本上造句：“放学了，同学们前仆后继冲出校门”结果，我们都是5分。
还有一次，上农业学大寨这一课，又遇到一个成语——旧貌换新颜。魏老师理直气壮地解释：“大寨人就是比我们觉悟高，知道勤俭节约，帽子旧了，舍不得丢，冒檐坏了，换个冒檐继续戴。”说罢，他果断摘下自己的绿军帽，猛地扯下冒檐。问我们：“没有帽檐了吧？”我们点点头。接着，他又撕下一张作业本封皮，用绿色粉笔染了，拿糨糊沾在帽子上，往头上端端正正一戴，问我们：“旧貌换新颜了吧？”我们齐声哄笑。笑过之后，又一齐造句：“今天，魏老师旧貌（帽）换新颜（檐）了！”作业本发下来，又得了5分。
读三年级的时候，魏老师被查出是“漏网的阶级敌人”含泪离开了讲台，我的大表哥接替他教我们的语文。大表哥生来有缺陷，脑门偏软，常年留着“锅铲”发型，村里人随口叫他“铲铲”一直叫到他读高中、参军及复员回村。
“铲铲”教我们语文的时“农业学大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徐家庵整天被开山的炮声和劳动的号子声包围着。“铲铲”带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我们如何使锄头，砌田埂，我们都说不用学，等几年实现共产主义了，我们全去开拖拉机。“铲铲”不高兴，批评我们好高骛远，让我们从拿锄头的基本动作学起，严格掌握挖、撬、钩、砸、磕等十八般武艺。见我们一齐瘪嘴“铲铲”又带我们跑二十多里地去看电影朝阳沟，教我们唱电影插曲：“前腿么要松，后腿么要弓”我们这才知道，拿锄头也是大学问，不一定比开拖拉机简单。
劳动间隙“铲铲”教我们读书认字写作文。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在广阔天地里，青山绿水间“铲铲”激昂的领读声和我们稚嫩的跟读声彼此交汇，清澈、响亮、豪迈、奔放，象巨大的洪流，回荡在徐家庵的清晨和黄昏。
“铲铲”最喜欢教我们写作文，但不写“批林批孔”也不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让我们写劳动感受，写家乡巨变，写崇高理想。由于写劳动的人太多了，写理想的人也不少，好句子都让别人抢先用了，我只好去写家乡巨变。
下午放学后，我独自爬上寨子山。举目四望，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坡上，花草树木几乎被砍光，绿油油的山野变成了一层层黄褐色的梯田，新修的水渠，从山腰穿过，活生生把寨子山锯成了两半截。看到这里，我心里突然变得沉甸甸的，那股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从此以后，这里再不会有野兔、狐狸、獾子，不会有斑鸠、鹧鸪、蛇尾鸦，也不会有漫山遍野的山果等我们去采摘了于是，我把满目疮痍写成句子，用淡淡的忧伤串联起来，凑成了我进入三年级的第一篇作文。我默默祷告“铲铲”呵，请看在亲戚的份儿上，别拿我当反面典型吧。不料，第二天语文课上“铲铲”竟声情并茂地朗读了我的作文，还推荐给其他班级做范文。因为这篇作文，我升了“官”当了语文科代表，而“铲铲”却丢了饭碗。校长说，据群众揭发“铲铲”对“农业学大寨”心怀不满，思想倾向有问题，不能继续留在讲台上。
我知道，是自己闯了祸，连累了“铲铲”心里很愧疚，一直不敢与他照面“铲铲”却毫不在意，还托人安慰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果然，那年秋天“铲铲”的命运就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参加了全国高考，顺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了我们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
那是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铲铲”表哥痛苦不堪地从徐家庵小学的讲台上地走下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如今，再没人叫表哥“铲铲”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徐教授”也有人叫他“徐博导”
（谨以小文，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