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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写几十年。”这句话是杨老师说我的。
杨老师是我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位文学老师，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二十岁的我萌发了对文学的爱好。镇文化站的徐老师了解此情后，让我将自己写的东西给镇税务所杨老师看看，帮助指点指点。
随后我就常常走过一条长长的街道，到家住镇东头杨老师家，我一般都是吃过中饭时去，那是他正好下班，有时他在烧中饭，一手往灶堂里添柴，一手拿着我的稿子，边看边说。有时他正准备吃饭了，于是一手拿着一只小酒杯，倒上酒，先喝上一小口，再拿起稿子，开始说起来，从立意到遣词造句，从标点符号到表现手法，都一一道来。
据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杨老师曾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担心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就将此篇稿子用他同学的名字，投到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不久那篇小说就在那本全国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了，并且他那位同学，竟然收到了杂志寄来的邀请书，邀请作者到北京参加文学讲习班学习。因为作者署名是他同学，当然参加学习的是他同学了。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不好问他，更没听他说过，近日我问单位一位是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同事，他还说有这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邀几位同学和文友，在镇文化站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个小诗社，杨老师就成了当然顾问了，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还出了几期油印的诗刊，在全县也小有名气。那几年每次县里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我都以诗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杨老师凭他的文学水平和名气当然每次都参加。记得有次参加座谈会，休息的时候他先后带我到两个地方去看了，一个是全县收藏书报最多的人家，那人姓王，在县搬运公司任会计，他的藏书真多，所有能放书的地方全都装了书，实在没地方了，就把装衣服的箱子让出来放书，于是床上摆满了一家人的衣服，他家有四、五口人，只有他一人工作，却想法设法省下钱来去买书。
还有那时正好市里有位工人作家在我县改长篇小说，一部分稿子正在给县文化馆负责文学创作的老师在看，我有幸在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那挂满稿子的房间，稿子是写在印有“安徽文联”字样的4开稿纸，那个房间里拉了几根铁丝，稿子挂在上面便于阅读。当时我好生激动，心想这位作家真了不起，能写出这么多文字。现在想想，杨老师让看这两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让我有所感触。
谁知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因结婚添子、上学、工作等原因，就慢慢的停笔不写。杨老师也调到县城一个税务所任所长，我们的交往就也随之变少了。以后虽然我也调到县城工作，但彼此来往依然很少。只是有一次，杨老师来到我的科室，向我了解一些医学常识，这样我才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并且发表了多篇中篇故事，这次找我的目的就是在一个中篇故事的情节里要描写一个病人。但随之我们又来往较少了。
这几年我因工作需要，调到单位办公室工作，因为天天与文字交道，又重新拾起那份文学的情趣，先是在网友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些文章，接着又在报刊上发了几十篇文章。杨老师是在一家晚报上看见我的文章后，到我单位来找我，在打听我近来情况后，问我多大，我说过了年虚五十岁，他说：“那还能写几十年。”我随口问他多大了，他说：“六十七。”我又感动了，六十七岁了，都在天天耕耘，我要写到六十七那能写十七年呀！
从此以后，他只要是看见报上有我的文章，就过来和我聊几句，有时我因工作太忙，也不能和他说上几句，他就要我将发在网上，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打出来带回家去看，近来我在市里日报发稿较勤，他只订了晚报，为了能掌握我的文章发表情况，他天天要走上几里路到邮政局阅报栏看日报。他告诉我，每次我打给他的文章，他都归纳放在一起，说是便于保存和阅读，真是难为他了，在这儿我说一声：谢谢您！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