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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鲁西北平原，在我小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一种运输工具――独轮小推车，这种小推车的最大特点是轻巧、灵活、方便，特别适合在农村使用，别管是机耕路还是田间的羊肠小道都能行驶自如。小推车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副木制的车架子，一个橡胶轮胎的车轮子，两个木手把儿，当载重时，两个木把儿间还要系个稍宽些的带子（老家叫“车袢”），推车时将车袢通过后脖颈搭在双肩上，这样就让两个肩膀分担了一部分重量。这种小推车主要用于短途运输。尤其适用于农民从家里到田间地头的运输。小推车是庄户人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助手。无论是春种秋收还是挖河打堤、修桥补路，样样活路都离不开它。
农民也对自家的小推车有着深厚感情，有的人家一到过年时，还在小推车的前脸横梁上贴上“出门见喜”的红对联。有时赶集上店，走亲访友也推着自家的小推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几十里外的姥姥家，我和母亲一人坐一边，就是由父亲推着去的。
初次使用这种独特的运输工具的人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只有一个轮子，需要掌握平衡，尤其是初次推载重车时，常常是走起路来东倒西歪，象喝高酒的醉汉。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也不记得从啥时候起就学会了推车。记得75年初中毕业后，没有被“保送”继续上高中。那时候实行由“贫下中农保送上高中”说是由贫下中农保送，其实真正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没有资格被保送的，我们村里和我一起毕业的二十多个初中生，只有七名父母亲是党员和大队干部的孩子被保送上了高中。1976年只有15岁的我，只好留在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劳动锻炼，靠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吃饭了。那时候成年男劳力干一天活给记十二分为一个工，象我这未满十八岁的少年干一天活也只给记6分，相当于成年劳力的半个工。只有一种活儿是靠计件取酬的，而且不管是男女还是未成年的都是一样，那就是用小推车往地里送粪（农家肥）。从小干惯了体力活，身体结结实实身高已窜到一米七多的我，也推起我家那辆独轮小推车加入了运粪的队伍。那种按件取酬的记工机制，大大激发了村民冲天的劳动干劲，我和生产队的其他青壮年一样，在小推车上一边绑一个大篓子，往地里运粪，别看咱年龄小，可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干，别人装多少我也装多少，每一次都将两个车篓子装的满满的。在平路上推车还好说，最困难的是当推车到了田地里，运到地里的粪不能堆在一起，要一车一车的间隔一定的距离将粪卸下，田地里没有路，开始还好点，可以顺着前头碾过的车辙行驶，越往前推越费劲，到最后你要超过前面那辆车的卸粪点，往前再推一段距离。每到这个时候，都要使尽全身的力气，用力前推，而且还要提高前进的速度，当到达卸粪位置时，双手用力将车把高高抬起，让车头先着地，借着速度的冲击力顺势将小推车掀翻过去，车轮朝天，两车篓子粪就完全彻底地卸下了。这样一天要往返十几趟。生产队里根据运程的远近规定每运一趟的工分标准。这活儿虽然很苦、很累，但干一天能挣到平时干两天的工分。几天下来，我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两个肩膀也被车袢勒出了深深地血痕，母亲看见后心疼地劝我：“你还小，送粪是大人干的活，你还是歇几天吧。”父亲却不以为然：“大小伙子干这点活算什么，时间长了，手上长出老茧就好了。”那一年我一天也没休息，直到跟着大家将村里的粪全部运到地里，我家那辆小推车也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直到1977年恢复考试制度，我考上公社的高中，后来又考入大学，从此永远离开了我那辆小推车。二十多年过去，家乡的小推车也渐渐地被农用“三马车”淘汰了，现在老家早已见不到那些曾是重要运输工具的独轮小推车了。
过去，家乡的独轮小推车还曾经为家乡人民争来过革命的荣誉。记得陈毅元帅就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当年家乡的人民就是推着这种独轮小推车，冒着枪林弹雨，运弹药、送军粮，支援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我父亲就曾参加过支前队伍，他说当年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参加了支前大军。有一部叫“车轮滚滚”的电影就是描述当年山东人民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的故事。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到北京后，有一次，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我在解放战争的展区里见到一辆独轮小推车时，仿佛见到了从家乡来的多年不曾谋面的朋友，感到无比的亲切，同时我也为家乡这种简单的运输工具能进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