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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理论，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写进了党章，中央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集体都一直坚持这一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在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国家的意志。
这一政策非常明确，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由先富带后富，第三步也就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楚，改革的最终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了，2010年由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正式面世，根据该报告发布的内容，根据该报告白皮书，目前中国大陆千万富豪(资产过千万)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即资产过亿的，有资产达到十亿级别的富豪4000人。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北京有17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三。江苏有千万富豪68000人，排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之后，在地区中位列第五位，比上年增加5400人，有亿万富翁4600个，同样排在第五位。其中，南京的富人最多，有70个十亿富翁，1800个亿万富翁，有24000个千万富翁，其次是苏州，分别有35、990、16900人。
既然改革的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接下来我们改革第二步，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后富”？
三十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发扬雷锋精神，也没有按照邓小平同志早期想象的那样自发地、主动地去帮后富。这不能怪先富起来的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三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中国市场化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就是私有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残酷地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竞争经济，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下，怎么会有先富帮后富呢？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你让先富起来的人出点钱，建立一个基金做点慈善事业可以，因为这样他既得名还能赢得社会地位，你让他帮后富，是绝对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的改革只满足于或只停留在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进行第二步的改革，那就违背了邓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违背了我们改革的初衷。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三十多年的改革从党和政府的层面来说，只重视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给他们很优惠、扶持政策，而忽视了或者忘记了“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后富”的问题。无可否认，中国两极分化出现了，而且非常严重;新的资产阶级也产生了，而且是一大批。
改革是不是失败？改革是不是走向邪路？就看改革的第二步“如何让先富帮后富”了！
让先富的人帮后富，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富人不会自发地、主动地去帮后富，那只有靠政府、靠党的政策，靠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靠顶层设计了。
这让我想起了西安事变时，为了逼蒋抗日，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形象地作了个陕北农民如何赶驴子上山的个比喻：毛驴是不会主动、自愿上山的，陕北老乡为了赶驴子上山，采取的是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先富的人不愿意主动帮后富怎么办，也需要学习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的办法。一教育，二推动，三打击。先富起来的人，你首先是因为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好，你享受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尤其是对先富起来的党员干部，教育他们主动地、真心地去帮后富;其次要制定政策推动先富的去帮后富;对那些靠违法乱纪致富，如侵吞国有资产、坑蒙拐骗、偷漏税等致富的打击法办，没收其财产;对向国外转移财产的也制定措施进行严格制止。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论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其实毛主席早在建国之初就庄严宣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如何达到这一最终目的，这才是我们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才是改革的深水区，这一改革必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这才需要背水一战，这才需要壮士断腕的精神，这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才是让人民拥护、人民支持的改革。
如果离开了“让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谈改革，就是空谈改革，就是让改革彻底走向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