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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之时，诸子林立，百家争鸣，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而且时不时出个昏王暴君，这样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状况下，礼崩乐坏的表象里却是文化的极度繁荣。不知这是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外？我想，此种现象，与当政者无暇或无意管理、规范文化、文化人有关。文化人自由，文化昌盛。
到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虽对建立集权有功，可文化生产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想这当是文化人的身心受到更大的钳制所致。幸有司马迁，身受腐刑而雄心未泯，一部史记黯淡了秦皇汉武之光彩。倒是唐朝，皇帝自称李耳之后，而作为统治者，又重视儒家，可是他们也能让玄奘取经，三教并立，文化有复兴之势。明清时期，文字狱大兴，一部文化史从此光芒全消。
二十世纪上半叶，又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期，却是大师林立的文化繁荣期。49年后，一直到文革末期，强调思想统一，文化人常口不敢言，笔不能书，举目望去，文化之山，一片荒凉。
总结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政府在文化面前，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我们的媒体，其实政府才是最大的编辑。作为党政喉舌的媒体，不能站错了边，立场最重要。不能有质疑之声，甚至不能有中立之色。报上要发表某篇有可能出问题诸如影响大局的文章，得问上面的意见。媒体于是成了政府意志而实际上又往往是领导意志的体现。如果领导开明，就发；领导保守点，文章就发不了。当然，无论开明或者保守，编辑们都不能让自己责任编辑的文章有思想问题，否则，会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处分。就算是真知灼见，也不能发。文革时期哪家报上能发表质疑文革之声？只能跟着瞎起哄。美化、媚上之风至今未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自然是大唱高调或是鼓吹和谐春风。机关报报道机关思想，非机关报体现机关思想。而媒体人、文化人自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自然，在这样的媒体运行机制下，不可能出现众多活跃的思想者。
再说出版物，我们的体制依然是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管理，以致刊号奇货可居。出版社不能出版有思想或立场有问题的作品。就算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我们也不能出版。影视剧的发行，照样如此。总之，我们情愿文艺作品低俗也不愿不和谐。
以前，大学中文系里，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高尔基”（李亚伟中文系）；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只有苏联大哥的，或者反美的。现在是有了进步。但是，还是不能将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里赞美司徒雷登——被毛主席下过定论的人——的段落恢复，还是要将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搞成洁本公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屁民但不是愚民，瞒和骗只能对付小学生，如果一意孤行，还义正词严，说这是“自主的编辑权”不贻笑大方么？
如果，我们的学校里，只有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一种据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百代而皆通的理论——编写的各种教材，如果我们的报纸永远不能发表异见，如果连个牛博网都得小心打击：精神生产困境重重，我想我们的文化人何以自由表达，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又何以繁荣昌盛呢？
在文化面前，政府不要擅当编辑。我觉得，在文化领域，鱼龙混杂总比只有鱼虾好，良莠不齐总比只有狗尾巴草强。真正的思想统一是要用一颗开放宽容的心去赢得更大程度的平衡，而非通过行政手段、舆论控制让万马齐喑。真正的和谐不是说没有杂音，而是我们能容忍甚至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为的消除杂音，剩下的大一统，只是表面的，它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博大的胸怀。
尊重文化的时代，一定是大众特别是文化人能自由发表见解的时代，一定是异见能得到尊重且不会受到删节、打压的时代，也一定是没有人因为言论不当、立场偏轨而受到关押、流放、驱逐甚至死亡威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