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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从他出生之前就被神化：所谓长庚入怀，字之太白。以后有京城狂客，号之谪仙，李白名声由是大噪。李白之死，更被救月落水的情节赋予了十二分的浪漫。当时的杜甫，总是用最美的语言来深情仰望这位将使他本人以及太多的诗人在未来暗淡无光而使盛产诗人的大唐光辉灿烂的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在当代，沉浸于想象中的诗人余光中也将李白夸张得生机盎然：“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同样沉浸于想象的学者郭沫若更是堂而皇之地写出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大块文章考证李白的美丽。风起云涌，烟消云散后，李白在世人的眼里，就是一个神仙般高蹈的诗人了。普遍的人们津津乐道力士脱靴、贵妃研墨的口水里，是李白傲岸与自信的传奇。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该是李白诗里最叛逆不羁的句子了。杜甫也有描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让历代受到压抑的读书人颇能以此扬眉吐气一番。可是说这句话的李白并没有因为“不得开心颜”而断绝在权贵之间的“摧眉”周旋以及对名利的孜孜“折腰”追求。李白本人虽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但有官可做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丢了官便忍不住眷恋“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的“近臣”生活：他的用世之心又实在过于急切。这种崇高的宣言与庸俗的行为之间的脱节，包括杜甫在类的许多读书人并不以为意。可能他们认为，李白在急切的干谒中，在炙手可热的权贵面前，还渴望并确实能够保持自己知识者的尊严，本身就是可贵的。而且，虽然当时的唐朝是一个开明的王朝，可极权的阴影仍然巨大，知识分子敢这样直接表达又个性荦荦，就算不特立独行，也算是特立独言了。历来敢不顾生存之艰活命之险而这样做的并不多，这样说的也是少之又少。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李白流传最广的句子，它是一种自信意气风发的流溢。古代还有当代，许多委琐的读书人，不能狂也不敢放的原因，主要就是缺少这种自信。我们知道，材有用，但不“必”有用。这个“必”字道出李白这样一种天真又凛然的信念：如果我“有用”是因为我有材，不是因为你的慧眼，我也不会对你感恩涕零；我未能“有用”不是因为我无材，而是你不识材，你在误材。它在某种意义上直指并始终只朝向体制特别是用人体制的不公。它拒绝反省自己。因为反省便是饶恕了体制。这样张扬的信念，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不会稀罕现在流行的伯乐的识人术。当然这句诗紧接一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以一掷千金的豪迈与洒脱，更激起历来穷困的读书人的艳羡了。然而李白依然是矛盾的。从青年时代起，李白便不断干谒权贵；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征召入京，供奉翰林。而李白受此重用后，也竟然或者说当然写了不少谄媚之作。
傲岸与自信的李白，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脱节与矛盾？为什么人们在神化李白的传说里抛却了他庸俗功利的一面？我想，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里“兼济天下”才是正道，谁真甘心“独善其身”逍遥山林呢？在这种用世情结下，他们更关心“外王”更倾向与权力的合作。 李敖云：“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无疑，以李白的个性，他宁愿抱着理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也不愿真的青崖放鹿。这与跟那“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的“乾坤一腐儒”杜甫一样，满身风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布衣的颜色改变！在用世与操守的选择中，他们都义无返顾选择了前者，而对后者的把持，就只能在他们愤懑铿锵的诗句里点滴表露。而后世的人们，只有对他们的庸俗功利视而不见并放弃批判，方能为自己在用世之路上的道德失衡多一些借口与慰藉。
200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