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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龙族、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