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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维特对南希莫利诺说“我再也不害怕了”的时候，这倒是句真心话。昨天，伊维特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消除了她对眼前事情的关切，使她从疑虑、焦急和痛苦中解脱出来，驱散了笼罩自己心头的对被捕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恐惧——几个月来，这一直在折磨着她。
昨天下的决心很简单，即一旦把录音带交给那位女记者，她就立即自杀。这个她偶然认识的黑女人是在一家报馆工作，她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录音带。她今晨离开克洛科大街上的那座房子时——这是最后一次——随身携带着自杀的工具。
现在她终于把那两盘她小心翼翼地、耐心地陆续录制的录音带交出去了。这两盘录音带将证明乔戈斯和戴维伯德桑有罪，披露了他们已经干过的和正在策划的事情，透露了他们准备于今晚——更确切地说，于翌日凌晨三点——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进行破坏和暗杀的方案。乔戈斯一直以为她还蒙在鼓里，其实她自始至终了解得一清二楚。
离开那家酒吧间时，想到这件事终于完成了，伊维特内心感到平静。
终于平静了。
她已经好久没有感到过平静了。同乔戈斯在一起肯定不曾平静过，虽然她当初为乔戈斯的情妇时的兴奋，聆听他那富有教养的谈吐和分担他的重要工作时的激动，曾经使得她感到其余的一切都毫无关系。后来，很久以后，直到她已经不能自拔的时候，她才开始怀疑乔戈斯是否有病，他的聪明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是否这句话怎么说来着？是否都堕入了歧途。
现在她确实认为乔戈斯是堕入了歧途，他是有病，也许甚至是疯了。
然而，伊维特感到自己对乔戈斯仍然不能忘情；即使在现在，在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后，她依然如此。无论他遭遇到什么，她希望他不致被伤害得太厉害或者被迫受太多的苦，尽管她知道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只要那个黑女人今天放完录音以后又把录音带的内容告诉她决定告诉的人——很可能是警察。
至于戴维伯德桑，伊维特才不在乎呢。她不喜欢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他是个卑劣、残忍的家伙，同乔戈斯完全不同，连一丁点儿的情义都没有，尽管乔戈斯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该有什么情义的。哪怕伯德桑今天就被杀死，或是永远关在监狱里，她才不在乎呢；事实上，她希望他落得其中的一个下场。伊维特把她同乔戈斯之间多次的争吵都归咎于伯德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行动就是伯德桑的点子，这在录音带上记录着哩。
然而，她意识到自己将永远不会知道伯德桑或者乔戈斯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因为她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啊，上帝——她才二十二岁！她刚开始踏上生活的旅途，实在不想死呵。但她也不想在监狱里了结自己的余生。即使是死也比那样好。
伊维特继续朝前走去。她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大约只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到了。这就是她昨天决定的另一件事情。
大约不到四个月以前——乔戈斯在米尔菲尔德旁边的山上杀死两名警卫的那个夜晚之后一个星期——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谋杀！她同乔戈斯负有同样的罪责。
起先，当乔戈斯告诉她时，她还不信哩。在从米尔菲尔德返回城里的路上，他警告她说：“你陷得跟我一样深。你也在场，什么都有你的份，就等于你亲手动刀子，扣扳机，干掉了两个猪猡。我要是有个好歹，你也逃不掉。”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还以为他不过是恫吓自己而已。
但是，几天以后，她在一家报纸上读到，在加利福尼亚有三人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的凶杀罪而受到审判。这三个人闯入一幢大楼，他们的头目开枪打死了守夜人。尽管其余二人手无凶器，也没有直接参与凶杀，但是三个人都被判有罪，被判处同样的徒刑——无期徒刑，并没有获准假释的可能。直到那时，伊维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乔戈斯的话并非儿戏；也就从那时开始，她越来越感到绝望。
她认识到她这样的人已是无路可退，也无路可逃。绝望的心理由此而来。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她总觉得这样的结局实在难以接受。
有几个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阴森森、黑漆漆的房子里，躺在乔戈斯的身旁睡不着，她幻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堪萨斯的农场上去。她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时此地相比，那些日子似乎充满着光明，而又无忧无虑。
自然，这是胡扯。
那个农场才二十英亩山地。伊维特的父亲，一个脾气乖戾、生性粗暴、嘴贫好吵的男人，从这块土地上搞到的钱，勉强够一家六口人糊口，根本没钱偿付抵押借款。这个家庭从来没有温暖和爱情。父母之间大吵大闹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子女也竞相效法。伊维特的母亲，一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经常在伊维特面前抱怨，让她——家里最小的孩子——知道母亲一直就不想生她，后悔当初未做流产手术。
伊维特学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榜样，等自己一有自立的能力，便离开家庭，一去不复返。她不知道她家里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父母是否死了，但她告诉自己她根本无所谓。可是，她纳闷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和姐姐会不会听到或读到她死去的消息，即使知道，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触动。
自然，伊维特想，为了自己的种种遭遇而去诅咒那逝去的岁月，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这样做既不真实又不公正。来到西部以后，尽管她只受过法定的最起码的文化教育，她还是在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了当售货员的工作——而且在她自己喜欢的婴儿服装部。她很喜欢帮助小娃娃们挑选服装。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她感到她愿意有一天也有自己的孩子，不过，她是不会以自己在家里受到的那种待遇去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一次，她被一个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姑娘带去出席一个左翼的政治集会，问题就从此发生了，她开始同乔戈斯走到了一条路上。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后来她遇上了乔戈斯，然后就啊，上帝。回想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伊维特很清楚就某些方面来说自己并不聪明。她对理解事物一向有困难。她在那间小小的乡村学校上学一直上到十六岁，她的老师说她脑子很笨。后来乔戈斯劝她放弃工作，同他一起转入地下，参加“自由之友”她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将陷入什么困境，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在当时，那事听起来似乎又有趣又惊险，而不是——如最后证实的那样确实是——她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伊维特渐渐意识到她自己——同乔戈斯、韦德、尤特和菲利克斯一样——变成了一名到处被追捕的罪犯。当这种认识变得根深蒂固时，她感到异常恐怖。要是她被捕了，他们会怎样对待她呢？伊维特想起了帕蒂赫斯特和她所受的种种苦痛，而且，天哪，她还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伊维特还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将受多大的痛苦呢？（伊维特记得乔戈斯同另外三个革命者对帕蒂赫斯特的审讯嘲笑不止的情景。他们嘲笑统治集团那种拚命地、煞有介事地折磨本集团中的一名成员的做法，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罢了。自然，正如乔戈斯后来说的那样，假使赫斯特——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同安吉拉戴维斯一样穷困或者是黑人的话，她很可能会得到同情和公平一些的待遇。可是赫斯特的老头儿有钱，这是她的不幸罗。真够热闹的！每当播送审讯的节目时，他们三个看完电视一哄而散的情景又浮现在伊维特的眼前。）但是现在，因为自己犯下了罪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笼罩着伊维特，这种恐惧心理犹如癌症一样逐步扩散，最后竟充斥在她醒着的每时每刻。
最近，她意识到乔戈斯不再信任她了。
她发觉他带着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他的话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对他正在做的新的工作守口如瓶。伊维特预感到，无论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她作为乔戈斯的情妇的日子快要结束了。
就从那时起，伊维特开始用录音机窃听，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件事并不难。录音设备是现成的，并且乔戈斯曾教过她操作方法。她用一只隐蔽的话筒，并在另一间房间里操作录音机，把乔戈斯和伯德桑的谈话录了下来。就这样，后来在放录音带时，她才知道要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安放灭火器炸弹一事。
乔戈斯同伯德桑的那些谈话已经录在她交给那个黑女人的盒式录音带上。录音带一开始，是伊维特自己口述的一段长长的、语无伦次的开场白。
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即使现在，她也说不上来。这不是受良心驱使，用良心来骗自己毫无意义。也不是出于对饭店里的任何一个人的恻隐之心，伊维特已经走得太远，陷得太深了，实在无心顾及。也许是为了拯救乔戈斯，把他的灵魂（假如他有灵魂的话；假如他们中间任何一人有灵魂的话），从他打算做的那件可怕的事情中拯救出来。
伊维特的脑子渐渐感到疲倦。每当她想得太多，总是这样。
她仍然不想去死，但是，她知道她非死不可。
伊维特向四周望了望。她一步不停地朝前走着，连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清楚，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比原来想的要走得快、走得远。伊维特可以看到自己的目的地已近在咫尺。
那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包，高耸在城市上空，这儿辟为公共场所。它的非正式的名字叫孤山。鉴于这一带人迹稀少，这个名字倒是挺合适的。伊维特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原因也在于此。在街道和房屋的尽头还有最后的二百码距离，那是一条陡峭的小路。她缓慢地爬了上去。她害怕到达山顶，但山顶却很快就出现在她面前。
早些时候，天气是晴朗的；现在却阴霾密布，一股强劲的寒风呼啸着掠过光秃秃的小山顶。伊维特打了个寒战。她向城市那边的远方眺望，可以看到那灰蒙蒙的、暗淡的大海。
伊维特坐在草地上，第二次打开她的手提包。第一次是她在酒吧间里为取出盒式录音带而打开的。
她从那只沉重的手提包里取出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她几天前从乔戈斯的工作室里拿出来的，一直藏到今天早晨。这是一个爆破筒——简单而致命。在一段导管里有一根甘油炸药。那根导管的两端密封着，但在一端留有一小孔，供插入雷管。伊维特自己小心翼翼地插进雷管——这是乔戈斯教会她的另一项本领——把一根短短的导火线接在雷管上，这根导火线伸在导管的外面。这是一根五秒钟内就可以引爆的导火线，够长的了。
伊维特的手再次伸进手提包，摸到了那个小小的打火机。在摸索时，她的手不停地哆嗦。
打火机在风里很难打着。她放下炸弹，把手窝着，给打火机挡风。打火机噼噼啪啪地响了几下，突然腾起了火苗。
此时，她又艰难地拿起炸弹，因为这时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还是设法把导火线的一端拉近打火机。导火线立刻点着了。伊维特敏捷地一下摔掉打火机，把炸弹紧紧地贴住自己的胸口。双眼紧闭着，伊维特希望炸弹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