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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后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于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于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后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于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学习、伫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以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净净的一身，这时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胶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事。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地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与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绊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体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的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着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地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发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场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地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天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月一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作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作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暴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他，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沈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的，虽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后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后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后，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于是，从此以后，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后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后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后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于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于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后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后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他去“放烟”他不肯（放烟即贩卖外烟）。有时去“放烟”了，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她写信去对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对叔叔，叔叔苦“放烟”这碗饭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还写信去问邻居，叔叔对儿子好不好，邻居说，叔叔好，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说，他待我是好得很！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几天以后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我们队长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问他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来信说，儿子撬了橱门，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问，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呀，儿子很高，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来。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这样倒也好，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我们问“吃人民政府的饭”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这里都这么说。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后。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于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后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后就发生了关系。事后，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后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于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后，走过隔壁一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后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后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他像是个老兵。我们赶紧离去，那男子送我们出来，问我们会不会看到他妹妹，我们说可以的。他说，假如看到他妹妹，就对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也好，让她放心！说到这里，他哽住了，有大的泪珠在他眼睛里打转，而终于没有落下。这意外的插曲，给我们的白茅岭之行增添了戏剧性的色彩。
后来，我们向负责接见的干部提及此事，那女孩说，那天，他砰的撞开门，一手扬着一本护照，一边说：台湾叔叔来了，台湾叔叔来了。我心里就很反感。你台湾叔叔有什么稀奇，也要按规矩来，回去！我们又问他妹妹是什么案情，她便找来卡片给我们看，她曾经在工读学校，由于向一个医学院的伊朗留学生卖淫。这一次进来也是由于卖淫，主要是同华亭路一个商贩。这商贩的姓名使我眼熟，我记得在好几张卡片上都有这个名字。那女孩就告诉我，那都是同案犯，这一起淫乱牵进来的人有好几个。这商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眼前出现了炎炎烈日底下，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华亭路。
接下去是星期天，值班的星期六就留在枫树林了，不派大客车，本想搭拖拉机去，可场部的宣传干事却找来了一辆小吉普。
我们还是到了三中队，院子里很热闹，大家有的洗衣，有的洗头，做着一些内勤。上午是排练合唱，为歌咏比赛作准备。这时的气氛是平静和闲适的，与往日很不同，然而这么多身体强壮且又年轻的女人一同在院子里活动，却包含了一股紧张的气氛，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些什么。办公室里有一个劳教在向队长哭泣，她进来之前借钱买了一辆车，本想赶紧做了生意将债还了就可净赚，不料却因偷窃事发。她将车交给妹妹、妹夫，希望他们代她还了债，其他赚头都归他们自己。可昨日妹妹来信说，计程车生意不好做，并不能赚钱，债主又上门讨钱来了，希望姐姐告诉她，姐姐的金银首饰放在何处，她可取来折价还债，或者，就把车子卖了。她说妹妹根本没有好好地做生意，还想骗去她的金银首饰。队长很耐心地听她讲述，不说什么，也不打断她。那发生在上海繁华大街和隐晦弄堂里的故事，在这皖南宁静的早晨里，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这天我们在三中队又挑选了三个采访对象。这二日的谈话已有点使我们疲倦，失去了耐心，谈话便无意加快了节奏。一个新的对象很快就使我们消失兴趣，就又期待着下一个对象。对这些女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在一次次的接触和谈话以后大有泯灭的危险，我们有些懒惰，互相希望别人来提问题，提问题使我们感到吃力，假如第一个问题没有得到令我们满意的答复，就再无耐心去提第二个问题。于是，没有几个回合便匆匆收了场。
第一个谈话者是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这是最年长的劳教之一，她曾于七七年因流氓罪判处三年劳教，这一回又因流氓罪判处三年，从她的材料中得知，她主要的淫乱活动是和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进行的。这事情叫人觉得恶心，却又想不明白。当她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只剩下愕然的心情了。她是乾枯了的一个女人，黑黄的少肉的长脸，说话很生硬，态度也很不合作，她过去的职业是小学的体育教员。这个人，这个人的职业，这个人的作为，全呈现着分离的状况，怎么也协调不起来，只觉丑陋得要命。这时也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着致命的偏见，那就是只能够认同优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优美，怀了一个审美的愿望来到白茅岭，实是跑错了地方。面对了这么一个存在，我们简直束手无措，张口结舌，她坐在角落里，手里玩弄着一柄扇子，在眼角里觑着我们，使我们更觉不是对手。后来我们终于提出一个问题：当你这样大的年纪却和两个男孩瞎搞时，心里究竟如何想的？她不回答，低着头，好像有一点羞涩，这令人更加忍无可忍，我们立即把她送走了。
第二位是一名“a”角。她头发剪得很短，穿男式长袖白衬衫、男式西装长裤、一双松紧鞋。她的父母都是盲人，而她的眼睛很明亮。她是二次劳教，第一次是流氓卖淫，第二次也是流氓卖淫，在这里，是一名出色的“a角”许多女孩为她争风吃醋。我们问她为什么大热的天不穿裙子，而要穿长裤。她说她从来不穿裙子，穿惯了男装，穿女装就很扭。过几天大队要举行歌咏比赛，每人都要穿裙子，她借了一条试了试，怎么看也不像样，赶紧脱了下来，到了那一天，她可怎么办才好啊！她非常发愁和恼怒的样子。我恭维她说：你长得还是很秀气的，穿裙子不会难看的！她嘿一声笑了，直摇头，说她一直是这样的，有一次和男朋友出去，遇到他的熟人，熟人就问：这是你的弟弟吗？我说你男朋友喜欢你这样装扮吗？她说，他喜欢不喜欢关我何事！我们心里有许多问题，可是想来想去不好问出口，比如说她既然扮成男性角色，那么有没有性冲动？这冲动是哪一方面呢？如是立足男性角色方面的，那么她又如何去卖淫和搞两性关系？假如她不拒绝两性的关系，那么她又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问题？反正，就是一句话，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协调两种性别角色的？后来，我们送她回去了，走在她身边，觉得她走路的姿态确已相当男性化，含胸，端肩，微微有些摆动，且是一种沈稳刚健的男性风格。
第三个就是娟娟。队长事先提醒我们，这个娟娟不知是说谎还是做梦，经常胡说八道。她将自己的家庭描绘得十分豪华，可有一次，队长去家访，却发现她家十分拮。她还说她和许多男明星有恋爱关系。每天她都写一些日记似的文字，写好后也并不收好，到处放着，叫别人四处传看，日记里记载着她和歌星费翔兄妹般的友情。她今年二十七岁，第一次因与法国驻沪领事姘居而判处三年，第二次的事情，她至今也不承认，连叫冤枉。当我们问及她这事时，她是这样叙述过程的：那一日，她到华亭宾馆去送她的英国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后，她又留在宾馆跳舞，晚上，有一外国客人请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绝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进房间，那人就对她行之非礼，正拉拉扯扯间，房门推开了。她虽然觉得委屈，可倒也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这过程中有一些疑点是她无法解释的：她送走男友后是因什么理由再留下跳舞，她凭什么跟随一个陌生人去他的客房，这人又为什么目的而请她去？当然我们并没有问她这些，我们经历了这些谈话，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将自己说成是无辜的，纯洁的，她们的神情都是同样的恳切，叫人同情。我们渐渐地抑制了我们愚蠢的文学性的怜悯心，而这怜悯心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则是在离开白茅岭以后。我们说队长说你每天都要写日记啊！她先说是瞎写写的，然后又说在这样的地方，不写写东西又能做什么呢？乱轰轰的，周围没有谈得来的人，那些人或者吵架打架，或者搞什么“a角b角”的同性恋，太无聊了。这些人都是心理变态，硬说那个“a角”像男人，说你看你看，她多么像男人啊！可她横看竖看还是一个女人。伙食也很糟糕，难得吃肉，也都是猪头肉，大家都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样多的猪头肉，都说白茅岭的猪是长两个头的。这次歌咏比赛，非要她写串连词，还要她朗诵，说她普通话说的好最后，我们送她进去时，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你穿得多么素啊！我说，是啊，我们也不懂，听说你们这里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没领子的衣服，其实我也热得很，可是你们都穿裙子！她就说：那些规定是对劳教的，裙子可以穿，可是每一季不得超过三套衣服。要是我是你，那我简直不知怎么才好了！她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使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有些迷惘，又有些陶陶然地望着远方，走进了大墙里边。她在做什么白日梦呢？为了这些荒谬的白日梦，她准备付出多少代价呢？
劳教们又在工场间加班了，只有几个值班队长在，办公室都锁了门，比平时安静多了。四周都是茶林和稻田，假如要逃跑，往哪里逃呢！女劳教已保持了多年无逃跑的记录，过去，这里曾经逃跑成风。她们总是先到一户农民家，给他们钱，住宿一夜，再往上海逃，到了上海，住上几天，有一些就又回来了。太阳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四下里无一人。
下午我们到四中队找昨日那位哥哥的妹妹，负责小分队的队长说她已离开小分队，到二中队去了。问为什么离开小分队，那队长说这人就是长得好，可是特别笨，什么也学不好，并且很扭，说她几句，她就什么也不做了，很难弄，便把她打发回去了。队长又说，她的哥哥倒特别好“五一”节时，演出须每人有一套运动服，她哥哥接信迟了，生怕赶不上演出，还带了运动服直接送了来。她哥哥是为了她不结婚，帮她带孩子。我们问：她哥哥怎么对她这样好呢？而且他结婚不结婚和她有什么关系呢？队长说：谁知道！于是我们又到二中队，要求见这个劳教，她是仓库管理员，所以我们就去了仓库，她果然长得很好，身材很匀称，很秀气，鹅蛋脸很俊俏。我们想起了昨日那个六岁的男孩，觉得很像他的母亲。她以一种熟人般的态度看着我们，很不见外似的，问我们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然后就问，上海某某话剧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上海某某团体的某某某，你们认识吗？如果我们说认识，她就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如果我们说不认识，她也微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当她问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某某某时，她脸上忽流露出一丝惆怅，放轻声音道：我进来的那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假如我要不进来，他就会和我结婚。她眼睛看着前面墙上的地方，沈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而她又很快回过神来，说她在这里过得不错，开始在食堂，后来在小分队，她不喜欢小分队，在那里很没意思，乱哄哄的，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她就不要待了，来到这里，又看仓库，过几日要歌咏比赛，队长要她去辅导，因她是小分队来的。她说起话来左顾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是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日那一天，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妈妈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沈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也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入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求戏剧效果性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资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在她们的世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育所代表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在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乾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在雨后乾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作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联系。那女孩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尚具有的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作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淫。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锺，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这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他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地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是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日，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她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帮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开支票，谈买卖，他都教我。他好吗？我问。过去我不认为他好，而到了这里以后，我觉得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为他们买东西，寄钱给他们，打电话安慰他们，他对我父母好就是对我好。听说他来看过你一次？我说。是的，他来了，没有被同意会见，我出来会见爸爸时，走过那里——她指了指窗外，那里有一棵柏树，在阳光下——看见他，我没有哭，他哭了，我对他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她沈默了。我问，他能不能和你结婚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好多说，在香港，离婚是件复杂的事，财产，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泪，轻声说：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缝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我也是做大组长，反正我喜欢这里。她站起身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阳始终是那样光耀人，深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来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样，结婚，生个孩子”听她口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种常规世界的生活，尽管有些事她想起来很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作过讲话，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活具有传奇色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部服务，每日都看见她头戴草帽勤勉劳动的身影，一个美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身体有些粗重，皮肤还算皙白，可却有坚牢的皱纹，她穿了一身劳作的衣服，想不出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水，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热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粗爽，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据干部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了奶奶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奶奶死了。奶奶死后，房子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流浪。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便跳江了。刚跳下去，便被一个船民捞起，她湿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身边，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眼认出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乾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十三岁做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还是孑然一身。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做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子，紧接着却心头一亮，便向里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进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门出来时，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她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欢。她说，他只喜欢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钓鱼杆，什么商店都不肯进，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子买几件衬衫，他说买几尺龙头细布做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子全都要了过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做些临时工。这段日子，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一个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那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啜泣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感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么那么冷静？她奇怪地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后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点，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带了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子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儿子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时几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一大堆的玩具，儿子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管，这都是你们小时候妈妈欠你们的。然后母子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动人心的。后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无动于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出来，我实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弄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出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处，她却执意不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孩子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后从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套房子，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始动房子的念头，指望这能生出钱来。她被判处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淫地点。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子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子更好的儿子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精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子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子吗？他带了个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拚力保护那个蛋糕。她跑进房间，对阿二说：阿二你为什么要带蛋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子，要知道，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子给我看他在交谊舞比赛中得到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跳舞这样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问题。阿二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证书，这就是儿子！她笑着，眼泪却滚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子，我怎么还能够去美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里，终究还有一点真实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身上，甄别出什么是真的，什么则掺了假。当她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于一些性情的缘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里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随性情，还喜欢做梦。
采访已到了尾声阶段，我们已疲劳不堪。至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的谈话对象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因反复的操习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逻辑，内容也比较丰富；另一类是不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零乱，前言不搭后语，不通顺，文不对题，却常会有即兴的表现。第一类提供给我们比较现成的故事；第二类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她们的本人。第一类的故事有加工的痕迹，第二类是原始的材料。处理第一类故事有两个问题，一是区别真伪，二是从“作伪”中去认识其本人的真实性；处理第二类故事的问题则是需具有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能力，将材料补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实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些女人们所谈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谈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糊涂了。采访是多么累人啊！而要来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显得不切实际。
下午我们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十九岁时，就与一夥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狮”的地方卖淫，十天内达到几十人次。队长们说这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劳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有速食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什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小就被她爸爸强奸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可我们还是笑个不停。后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后把他扳倒在地，滚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于是，她在旁边哭，我在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回去了。后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后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后，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我们将她送回去后，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于是我们想道，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锺左右，去宣城的车开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铮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沈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喑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撕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陔，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是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地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进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静时，钻到“a角”的床上，然后被急于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脏的饭，区别只在于，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了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后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怀了一种卑鄙的诱供的鬼胎问道：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勾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白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到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脏的黑夜啊！最后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沈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后，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后还能再来吗？当有了米尼之后，我经常想的就是这个：米尼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当米尼经历了那一切的之后，还会有快乐的日子吗？
歌咏比赛是最后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首规定歌曲，两首自选歌曲，由干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馀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沈，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这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伫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地说道：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他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小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沈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在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后遇到种种挫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后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后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据此访问十个月之后，米尼从这个世界出发，向那个世界航行了。这是一个走向深渊的故事。我以我的所有想象力，调动我的所有旧的和新的经验，去完成这一个过程。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故事了。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与她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