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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xx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