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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应该说，那天东林他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情绪，从余达成的办公室夺门而出的，还应该说这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当时让他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别以为我这是在你们面前故意夸大其辞。如果你们能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对“组织”、对“同志”、对“领导”那种几乎近似“神圣”的敬重和向往，了解到东林为了去陶里根执行这回任务，内心曾经经历了一番怎么样的挣扎，就能明白那天他为什么会陷入那样一种失落和绝望之中，为什么出了余达成办公室，在那样一场雷暴雨中居然会忘了关车窗，任凭大雨那样浇淋，开着车在市内漫无目的地几乎转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然后，他回到陶里根，便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两三天拒不见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
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个串案——它必将涉及一串人，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劳爷无法入眠。这一点，他的妻子泉英当然也是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他几次三番地从床上坐起，又几次三番地躺下，几次三番地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黑黢黢的阳台上去抽烟。泉英没问他出什么事了。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或者案子一时间上不来线索，或者已有的线索突然中断，或者在破案方向上和大多数领导的看法发生重大分歧.东林都会这么折腾自己一番。但今晚明显不一样。真是“几次三番”啊，这是很少见的，而且是久久地在阳台上发呆，显得那么的缺乏自信，眉目间又隐隐地透出一种阴郁的黑气，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但她又不敢去发问。她倒不是怕别的什么，只是不愿意打扰了他=再说，问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能帮他去破案不成？经验告诉她，这时刻，啥也别问，啥也别动，保持一种安静，一种常态。由着他在必须的那种思虑和推理中去折腾自己；等天快亮了.他也折腾出一点名堂来了，到那时候，赶紧给他煮一杯浓浓的咖啡(或沏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一大桶热水，让他一边慢慢地啜着咖啡(或茶).一边透透地泡个热水澡，在“里外一起涮”的当间，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比啥都强。他需要你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东林在妻子跟前，的确挺大男子主义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这个“委派”呢？余大头说得很清楚：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一点，圈外人可能就又有所不知了：作为一个老警官，劳爷习惯了“服从”和“执行”在种种从上面压下来的“差使”面前，他往往难以推卸，也不会推卸。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局面：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得去干。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刑警，对“大案要案”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制的向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使然。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劳爷身上.有时便成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自负”：这事儿，除了我，还真没人干得了。“舍我其谁？！”他一辈子都吃亏在这“自负”上，也一直想改掉这种“自负”但一直又改不了，同时却又暗暗地为自己能有这么点“自负”而得意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更是深层次的了。假如他自己不说，我也是绝对分析不到那儿去的。早年他受过处分，被开除过党籍，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虽然后来党籍恢复了，但处分留下的隐痛和震惊明显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活法。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东林的为人了。其实在受处分前，他为人的个性要比现在突出十倍一百倍。热情，豪放，慷慨，聪明，能干，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也挺任性。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有话，掖不住藏不住。用俗话说，就是这小子敢说敢当，是个真男人。当时年轻，又一帆风顺。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鲜花掌声，云山雾罩的，的确也让他有一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方
面没处理好和直接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有一点放纵自己，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包括个别行为举止不那么得体的异性朋友。又没认真对待领导的劝诫，跌跤是肯定随之要发生的事。但后来事情居然整到“开除党籍”和“撤消英模称号”的地步，却是他，也是许多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地狱。他才开始懂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所拥有的必要性、残酷性和启示意义。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自己生活的信心，他终于又成了省十大神探之一，成了总队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让事业和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但这时的“劳东林”肯定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个“劳东林”了，早已成了深刻领会
“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的“劳东林”了。厅里一直没有把他这个“副支队长”扶正这迹象，也让他时时告诫自己，这“尾巴”还得继续“夹”下去，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从那以后，他的确学会了听话，学会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尤其是重大问题上，他绝对不会再“自作主张”他变得随和而谦逊。惟一还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结婚和离婚的次数稍稍多了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生的，况且有一两回还是女方首先提出要离。
这样，从四十岁，到了五十岁，又到了五十五岁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劳东林”一定会就这样了此一生了。然后就退休，然后也会有人来返聘，或找到某个地方去继续发挥余热。却没料想最后还会“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要他秘密潜去陶里根做调查。一开始固然忧虑重重，但却又让他兴奋难抑。多年来自己的做人价值终于被得到充分赏识，他感到无比欣慰。其次，事情本身具有的反常规形态，也激发了在内心被他自己强行抑制多年的那种冲动和激情。为什么不敢去再干这么一把呢？既然有“尾巴”只要它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夹着？自己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活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的眼色活着？
对，痛痛快快地按自己的意愿干它一把！
过了这个村，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店了。
干！
这就是劳爷。
通过一晚上的反复思考清点.他动自己：别犹豫了，先上陶里根瞧瞧去吧。不行了，咱及时鸣锣收兵不就得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不成？真是的！他一边这么安慰着自己，给自己找着退路，一边心里却特明白，只要自己跨出这一步去，退路就已然自动断绝了。这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只有两种前途：要么射中目标，死死地如愿以偿地扎中标的物，要么与标的物擦肩而过，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到最后一刻而栽倒在地，而光荣奉献：除此以外，是再不会有第三种结局，是绝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和可能的
一条悲壮人生路，既是他向往的，又是他害怕的；既是他害怕的，又是他渴求的
这就是劳爷
从他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下决心到陶里根去搞这秘密调查，是经过了一番重大思想斗争的，是做了种种思想准备的，是设想过最坏的后果的，但就是没想到，老书记会突然病倒，会从此昏迷不醒，没想到老书记在昏迷前会没对这件事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想到，余达成居然因此会这么快地就从这件事情中把他自己给择开了，并如此迅速地把劳东林给“撇弃”了毫不迟疑地以“斩立决”之势撇弃了他劳东林
“寒心啊月芳，真让人寒心啊这余大头年轻轻的，好歹已经是我们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他咋能这样呢？啊？他咋能这样？”那天晚上，东林反复地这么追问我。
“唉这有啥想不通的咱们做个换位思考，把你换到余大头的位置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咋干？你会争着去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事情牵扯到一个在位的代省长，你揽得了吗？谁敢揽哦？！”我说道。
“依你说，余大头这么干是对的？他只能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他应该这么干？”
“那倒也不是”
“那应该咋样？”
“也许这里头本来就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一说。”
“对他来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一说。那么对我呢？就该由我来承受这一切？”
“嗨”
“他可以这样来对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对别人？”
“东林东林东林，你咋跟个三年级小学生似的？你跟人争啥嘛？”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去，又呆坐着了。
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我也赶紧回省城了。据家里人告诉我，后来他便不常去我家住了。等我去陶里根再见到他，发现他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少言寡语。有时突然会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冷冷地看我一眼，看得你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发觉，他这么打量人，似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转瞬间，这种冷漠和怀疑便会被常见的随和和淡定所置换，一切又似乎显得跟往常差不多了。只是在这“差不多”中间，你又时常会感觉出一点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他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在打量你这个老朋友。这的确让你会感到不安。然后我又听说，他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听到有人说他在参加或组织那些晚上的种种活动时，越来越“放纵”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些了
(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古之谜”事实是，饶上都后来在顾立源改变陶里根面貌的几件大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说，顾立源协助领导争取到“边贸权”后的第一次行动：用水果换对方的化肥，运输用的那条铁驳船，就是饶上都掏钱为顾租来的。后来，顾立源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大商城时，人人都说这个想法好，可是没有人敢掏钱来实施这个想法，又是饶上都“两肋插刀”拿出自己全部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风险开发，实践了顾立源“把陶里根变成高纬度地区的边境名城”的第二步战略构想。当然，顾为饶同样创造了让人惊羡的“致富源泉”陶里根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就是，饶上都曾在顾和祝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好多倍的价格，拿到了江边码头附近黄金地段好几百亩地皮。而后，在随之到来的陶里根开发热潮中，江边的这些地皮价又上涨了数倍和数十倍。饶老板靠抛售这些地皮赚的钱，又在市内几个热点地段开发了好几个旺销楼盘，还从市政府那里拿到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证，以最优惠的地价、最优惠的税收待遇、减免许多附加费用，却又获得最好的市场销售率.那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开盘的头一天，几乎有上千居民和外来商户通宵达旦地排队领取购房的号牌。这一天，书写了陶里根地区房产开发销售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饶上都随之成了陶里根地区头号大富商和大名人，随即也成了陶里根市的政协委员。而饶卜都当时购地所用资金，据说也都是在颐和祝的帮助下，从银行贷得的。拿陶里根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是“共产党”替他“埋了单”用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陶里根人眼里，起家后的顾和饶、顾和祝、饶和祝之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人们自然要发问，银行的钱为什么都给饶老板使了，没给我使呢？为什么我去贷就贷不到那么些呢？难道就因为饶老板的胆儿比我大？不会仅仅如此吧于是很难免的种种传说、种种猜测、种种故事段子、种种怨气如初夏的杨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陶里根的街头巷尾。拂之不去，弃之又来。
议论归议论，陶里根的山河原野却依然是美丽的，并且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江水澄净。天空碧蓝，林木高耸，地平线总是那么清晰从容地展现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至于说到顾立源和祝磊的关系，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一档子事。祝磊的许多情况跟顾立源相似：平民出身，大学毕业“不幸”没能留到大城市圆人生美梦，只得回故乡小县城谋生，而且一开始都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他俩走到一块儿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顾立源为人大气，炽热，强硬。祝磊则内敛，多虑，周细。顾立源执意要从政.走仕途.在实验中学没当几天教员，就托了些人，进了县政府机关当了个办事员，而祝磊则热衷于搞教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一系列的变故，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教育专家。人们说.在陶里镘时期，祝磊是顾立源的“军师”和“总管”帮着出主意。操办落实具体事项。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干了几件让人们称道的大事。上面提到过的“用水果换化肥”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商城包括大胆起用像饶上都那样有活力有魄力有经商头脑，但又犯有一点前科的干才，都是两人反复“密商”后制订的“方略”顾立源命运的一大转折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使他获取了一个充分施展他才干的平台和必要的权力。当时他希望祝磊能留在陶里根做他的副手，一起实现人生的一次“冲刺”但祝磊还是说服了顾立源，让他到省财经学院当了一名讲师，称心如愿地做了一年多的学问，发表了几篇有关中俄边贸史方面的考据论文，又提起来当了副教授；过了一段时间，顾立源破格调省里任副省长，主管工交财贸口，急需有人“辅佐”便不顾祝磊如何的“反对”把他调到经贸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从那以后，祝磊才完全脱离了教育圈，正式走上了仕途，一直到被任命为省城的副市长。应该说，祝磊的飞速提升，跟顾立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在省城，谁都知道，祝磊是顾的人。但这样的一个“祝副市长”怎么会闹到“开枪杀人”的地步？而他的开枪杀人又怎么可能跟顾立源有关系？这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劳爷来陶里根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我也旁敲侧击地向他打探过。但他总是找些似是而非的话应付我，一直也没跟我说实情。
(邵长水插话：“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怕一会儿忘了，得赶紧问一下。您上一回谈到，劳爷急着去找余达成，没遭待见，受了极大的刺激。但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您好像没怎么说清楚，就是当时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那么急着去找余达成的？他当时遇到什么大问题了吗？”)
上一回我没把这问题说清楚？那我真是老糊涂了。其实我也是事后才从劳爷嘴里得知这方面的详情的。一开始，劳爷啥都不跟我说。他这人真是搞刑侦出身的，嘴特紧。一直到他从余达成那儿受了刺激“大病”一场，才慢慢跟我说了当时的一点情况。他说他去找余达成，就是因为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随着在陶里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得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现在开始有点了解了；原先只是道听途说的，现在有根有据了；原先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现在逐渐地清晰了。但是，心情却越来越不能平静，越来越矛盾。许多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邵长水插话：“比如哪些问题？”)
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代省长这个人？怎么去看待饶上都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怎么看待自己在陶里根所干的这个“任务”？这样调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等等吧，也就是说，他开始打根儿上起怀疑自己来陶里根的合理性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脱警服辞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邵长水一惊，忙插话：“为什么？”)
再往深里.他又不愿说了。他说.更多的，你就甭问了，别自找那些不痛快了。再说，我也真说不太清楚。我要能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当时干吗哭着喊着非得去找余大头？
(邵长水赶紧问：“你估计，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有可能跟谁说？”)
跟谁说？有可能跟谁也不说要说的话我想，有可能跟这么两个人说，一个嘛.当然是那个寿泰求
(邵长水又问：“他跟那个寿泰求的关系有那么密切？还超过了你俩？”)
那当然。我跟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朋友。老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插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陶里根一家上市公司为了在融资和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取得省里一些领导的支持，想托关系，私下里给一些领导送几十万份职工股，通通关节。这个关系托到了祝磊手里。他们之所以找祝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因为他是“陶里根人”；第二，他跟顾立源的关系“特别铁”而那时顾立源已经进入了省委常委，而且也传出将由他来接替原先的省长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第三，他耳朵根比较软，也就是说他比较好说话，能说得动他。这也是我们陶里根这地方的人的一大特点：说它是优点也可，说它是缺点也可。陶里根人重情义。你只要好好地去求他.拿情感去打动他，他们往往会塌下心来替你去办原本不该去办的那些事。祝磊原先确实不想掺和这一类的“糗事”他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揭发，后果会是什么。但正如别人对他的分析那样.他的耳朵根比较软，经不住来自家乡的人的一再“软磨硬泡”他妥协了。案发后，他万分后悔地总结道，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还是我自己的那点私心。陶里根那家上市公司老总除了“动之以情”.还使了另一招：带着市政府秘书处的一位秘书一起来找祝磊。这位年轻的秘书也是陶里根人，而且是祝磊把他从陶里根介绍到省城来的.勤慎，机敏，很快就熟悉适应了机关工作和上层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门道。他反复劝祝磊，帮这家上市公司一把=他说了不少理由=但大部分都被祝磊否了。其中有两条却把祝磊说动了。一条是。别人求您带他们引见一下省领导，顺便捎一点好处去。您不去。假如这些领导的原则性和党性真的像他们平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那么强，那倒没什么。万一不是，消息又传到他们耳朵里.对您就很不利了。他们会暗自怪罪您堵了他们的财路，觉得您对他们不贴心，不会办事，不替他们着想，不是他们的人。当前。省委正在考察市里你们这几位副市长，确定下一任市长的继任人选=在这关毽时刻，您要得罪了某位省领导.他不仅不替您在常委会上说话。相反再说您几句坏话，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您觉得自己有可能被确定为市长人选吗？以您的年龄来计算，在这两三年里如果不能被提到副省级的市长位置上.那么您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这一步跨得上去，前程无量。这一步要跨不上去，不用我说，您也明白，这副市长就是您人生最后一站了=您甘心就此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吗？再说了，这殴票又不是您自己吞了。您只是起一个引见的作用。引见到领导跟前.领导还不一定会拿这股票。这样，您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都照颐了.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祝磊沉默了。他当时真还挺感谢这位小张秘书的，觉得，只有“老乡”才会这么“知心”他沉默，是因为他很清楚，顾立源这些年变化不小，虽然干事还是那么的风风火火，还是那么的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但有一点变化是让祝磊“噤若寒蝉”又感到“触目惊心”的，那就是他绝不容忍身边的人不跟他一条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要不愿跟我合穿一条裤子，我干吗要把你
们搁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点“忘乎所以”那还是在陶里根时期，在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上，有一回祝磊从省城回陶里根找顾立源办事。当时祝磊已经担任财经学院副院长了，为建立学生毕业实习基地的事，来找顾市长、顾书记帮忙，一走进顾立源办公室，就听到他正跟某公司一位女老总在吼叫。那个女老总大概是来纠缠顾立源，想承包市政上一项灯箱广告工程，把顾立源缠烦了。顾立源冷笑着训斥道：“你说我凭什么要把这块肥肉送到你嘴里？你说你是跟我上过床，还是给过我别的啥好处？”那女老板忙迎合道：“顾老板，只要您有这话，这事就好办了。上床，我想就算了，我这黄脸婆别上赶着让人恶心了。别的好处，有您今天这话，
我立马去办您就甭管了。”“行啦。”顾立源又大声吼叫起来“上一回把爱国路到卫国路那一段街面绿化美化工程包给了你。你他妈的净捞了多少？工程还没结束，你就把你闺女送英国去了，还听说花了好几十万英镑在那儿给你那位十九岁的宝贝闺女和她的未婚夫买了幢房子。市里搞希望工程捐款，你他妈的捐了多少？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捐了一千五百元。哈哈。一千五百大元。你寒碜谁呢？打发哪个叫花子呢？’“那不是刚把闺女送出去，手头有点紧不是？这回我一准把你们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的孩子的出国经费都承包了”“你给我歇着去吧！”大概是看到祝磊来了，那女老板就赶紧住嘴，不再说下去了。可顾立源却不管不顾地仍然当着祝磊的面把她训了个一溜够。等那个女老板灰溜溜地走了，祝磊笑着跟顾立源说：“你老兄咋跟人家女同志说话来着，一口一个他妈的，还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顾立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她也能算‘女同志’？”祝磊忙说：“嗨，嗨，那又怎么的了？按十五大精神，这些民企老板不都是我们的同志？你看咱们那位饶大哥”顾立源又吼了起来：“你怎么拿她跟饶大哥比？饶大哥咋做人？上一回我让电视台和日报同时发了个号召.让全市人民施援手救助贫困山区学生，他带了个很好的头，一出手就掏了五十万。市政府大楼翻修，他又蔫不唧地掏一二百万。你现在看到的大楼里的所有的灯具，都是他掏钱买的，还不让媒体宣传。啥叫‘同志’？啥叫‘自己人’？这才是哩。咋比嘛？！告诉你祝磊，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管他十几大还是多少大，不管他是哪种精神，只要是只进不出、只吞不吐的王八蛋，我肯定让他一边捎着去。”“那你也不能跟一个女人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她要故意掇弄你，把这话传出去，你说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了？让她上大街上嚷嚷去，说顾书记要跟她上床。你说咱陶里根有几个人能信她这鬼话？跟她上床？哈哈你瞧她刁蛮猴子样儿，脱光了送到我跟前，我都不想瞧她一眼，还上床呢？哈哈”祝磊说：“那你也得注意一点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立即显得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地说道：“行啦行啦，祝副院长。有啥事要求我，快说。我下边还有个挺重要的外事活动在等着哩。”
顾立源以前确实不这样。虽然干事风风火火，但在他血管里多多少少地总还是流淌着一些他那位小科员出身、一辈子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血，内心的卑微和颐虑.还是在私底下支撑着他所有那些大大咧咧的行动。但现在，早就应该消失的那种卑微固然消失了，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感似乎也跟着一起不见了，几乎成了一个完全得罪不得，也冒犯不起的人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祝磊最后决定替那个上市公司引见顾立源。为保险起见，他先断然拒绝了这家公司原本要给他的那二十万份职工股。同时，他认为为他们引见顾立源，比引见别的领导更保险。因为他觉得依自己对颐的了解.他是不会收受这些职工股的。因此，即便带他们去见了顾.今后也不会出什么事。又为了今后能有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些股票.他让张秘书陪着，一起参与了全过程。一切似乎都盘算得非常嗣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偏偏就坏在了这个张秘书身上。顾立源果然如祝磊预料的那样，一分都没收受那些股票。但中纪委还是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揭发信，说这里有人给省领导送职工股行贿。那段时间，中纪委已经发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少数转制中的国有大企业，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纷纷拿“职工股”做行贿手段。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纪委立即派人到省里来查实此事。查下来，顾立源铁证如山，一分没有收受。其他领导也基本没有收受。但这家公司的职工股账面上确实少了七十万股。哪儿去了？居然有人揭发，这七十万份职工股全落进副市长祝磊的腰包里了。而且有人证明这一点。证明人就是参与全过程的那位小张秘书。先是市委和市纪委的主要领导和风细雨地找祝磊谈话，希望他能主动说清问题。祝磊一开始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很坦然嘛。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嘛。在市委领导再次找他谈话后，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但仍然认为这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他立即给张秘书打电话，希望他出面向有关领导把事情给澄清了。但连续
打了好几次，这个张秘书莫名其妙地找不见了。这时祝磊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第三次找他谈话时，态度已经很严肃了，话甚至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如果拖到非要让中纪委的同志出面来解决的话，恐怕就不大好办了。还是争取主动吧。”后来他听说，不仅是那个张秘书，就连那家公司也一口咬定，这七十万职工股是他祝磊拿走了。这时，他不仅紧张，而且开始有点慌了神。就在听说中纪委的同志要找他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张秘书，并把他带到市政府设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先是在房间里谈。后来又把他带到宾馆后院小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谈。几乎谈到声泪俱下的地步。七十万份职工股啊，按市值计算，相当于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笔“黑心账”如果真的全部坐实到他祝磊头上，三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一移交(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结局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自己一生都完了，甚至都还有可能免不了一死。“我到底怎么你了？小张，你说，你说呀，是我把你带到省城来的我到底怎么你了？”精神近似崩溃了的祝磊突然掏出一支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手枪，悲愤万分地追问着。“我没有没有”这位张秘书也突然慌张起来，他一边辩解，一边往后退缩.他那清秀的白皙的充满学生气的脸(正是这张看似充满学生气的脸.一直让祝磊误读了他的“真诚”和“勤谨”)这时表现出的全部的恐惧、哀恳和狡辩，只能激起祝磊更强烈的绝望和愤怒。这时.天色越发暗淡，小张突然瞅个空子，一转身就向林子稠密处逃去：祝磊一着急，慌忙中下意识地举起枪。那位张秘书见他举枪.本能地上前去夺枪。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响了
枪里一共七颗子弹，祝磊一气打出了六颗。那一刻，他太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了.完全控制不住突然涌出的一腔怒火。但他还是本能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顺理成章地，他是要用这最后一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在面对小张的尸体默默地战栗着呆站了几秒钟后，他又决定不自杀了。自己已经干了件大蠢事。如果在杀了小张后.再自杀.这件事就彻底以“祝磊索贿受贿，枪杀重要证人，又畏罪自杀”告终，这才叫蠢上加蠢。他不能这么做。既然已经错走了无法挽回的一步，现在，不管上苍还会给他多少在世时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要搞清事情“真相”并向世人说明这个“真相”开枪致人死命。已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死罪，但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祝磊，没有贪污，没有受贿，在开枪打死这个卑鄙无耻的年轻人前.他祝磊还是一个干净的称职的副市长，只可惜一时问的私心杂念，让他堕入了一个万劫不可复出的陷阱，而经验和直觉又都告诉他，小张之昕以如此卑鄙地戳力诬陷他，甚至不惜置他于死地.个中一定有泵因，有背景。这里有这个年轻人本人秉性上的问题，一定也会有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搅和在里头。他要以自己耻辱地再活一段时间.促使(或“提醒”、或“恳请”)人们来帮他搞清“真相”
听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东林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很长时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傻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怀疑的神色，在这种怀疑的背后甚至还流露了一些恐惧，好像这“故事”完全是我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可以说看到过人世间最残暴最肮脏最无耻最贪婪最没头脑最愚笨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神经早都麻木了，不可能再被搅起啥波澜了。但听了你讲的这些事，我的心总是在一阵阵发酸发涩，我总在告诉自己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儿，不是真的，祝磊调到
省城来当副市长后，也曾到公安厅来给我们讲过课，圆圆脸，细细的眉毛，一副文静从容的模样儿，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特别有逻辑性，有穿透力。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出那样的事呢？怎么会呢？”
但是，即便在得到这样一些情况后，当时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抛弃一切顾虑“破釜沉舟”去申请提早辞职，接手来搞那个“秘密调查”最后促使他下这样决心的，是一次拜访：他去那位老书记家看望老人家去了。在初步了解到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的那些情况后，他越发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当面去见见那位老书记。
老书记住在老城区的人民路上。一个从外表看绝无惊人之处的大院子。事后听东林讲，他还是托了一些关系，才跟老书记的秘书接上头，打上招呼。事先不打招呼，你是绝对没法进入这个院子的。院子正经由武警战士值勤守护。院子果然很大，但又挺简朴。三幢都呈方形的独幢别墅，分别住着三位不同时期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劳爷早就知道人民路上的这个院子，但他从来也没进去过。所以那天，在那位看上去已不太年轻的秘书带领下，走进院子，走进老书记的那幢独幢小楼时，他还真有一点点紧张和兴奋。客厅向南的那面墙整个都是用大玻璃建成的。厅里真是阳光明媚，但又多少有一点杂乱。这跟劳爷去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家都有相似之处。陈设在客厅里的许多棵高大的桶栽观赏植物、大型木雕、石雕单独看，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挺昂贵。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有点格调不统一，有点杂拌儿凑的味道。原因很简单，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别人来探视时送的。对于这些玩意儿，老人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啦。送来了，就放着呗。但有两条，是死规矩。一，你别带钱来。掏钱者，滚。二，求老人办事，可以；但你别带东西，带东西者，滚。这“滚”字，可不是我给愣加上的，那真是老人的原话。老人家不高兴时，真拍桌子.真直着嗓门让人“滚”这样的事都不止发生一两回了。您说，他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怕谁啊？还有啥可遮遮掩掩的？
那天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下半身盖着一条薄毛毯，躺在一把宽大的木制摇椅里，在明晃晃的客厅里.闭目养神。劳爷给老人带了点补品。进客厅前，就悄悄地把那几盒东西交给了那个中年保姆，让她赶紧收起来。这也是人们“对付”老书记的一招。您不是讨厌人家提溜着东西来技您办事吗？得，咱提前把东西给了您家人，再“空”着手来见您还不成？现在哪有求人办事不送东西的？不提溜着一点东西，他(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比如在医院里，现在都折腾成这样了：大夫如果不收红包.病人都不敢上手术台去挨这一刀。不是人们生性下贱.更不是他们家钱真多得花不了了，喜欢给你送，实在是风气改变了人心和习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嘛！
据东林后来对我说，一开始.他还真担心老书记不屑于见他(或者是没时间见他)，但事先把来意跟老书记的秘书说明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己的人，一个从来也不甘心为自己“画句号”的人，一个一直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得到过公平公正待遇、一直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点千古矛盾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断强迫自己向现实妥协，却又总在“蠢蠢欲动”中“死灰复燃”的人那天他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在老人的“衰弱”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平静、寂寞、威严和坚守的高度和谐，或者还应该说是体昧到了某种从未体味过的“神圣”和“神秘”余大头的倏而出现，倏而消失，老书记的声色不动，在意味着什么？一块正在孕育着狂风暴雨的天空？一部一直在我们身旁隆隆运转、但却又不被多数人觉察的巨大机器？一支正在原始丛林中做殊死跋涉的特殊小分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让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决定了他在陶里根的这段日子，不可能是过得平静的，敷衍的，
得过且过的，只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而已。实际上在陶里根的这几个月，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涅槃
(邵长水问：“那么依您看来，最后他摇摇晃晃走向那辆卡车，还是想自杀？”)
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真的劝你们，不要排除这一个可能性。换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都不会去自杀。但劳爷是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如果真的要下这样的结论，那一定要慎重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别有用心”我会尽可能多地向你们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随时想起什么，就向你们报告。尽快地把东林的死因搞清楚，也可告慰在天之迷茫的亡灵。今天是不是就谈这么多？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