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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述)
那天闷坐了一刻，劳爷还是对曹楠讲述了他为什么要“改写”祝磊这份材料的原由。他说，拿到材料后，他迫不及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它的。那一瞬间由于过分的期待和焦急，在他打开这份材料的外包装时，两只手一直是抖着的，心也都快要跳出喉管了。
这一切逼得他都完全喘不上气儿来。
祝磊这份材料的标题是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和饶大老板。它着重讲了祝磊自己和顾立源之间，从相识相知到龃龉对立，关系发展的一个全过程，也重点讲述了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声名显赫的饶大老板之间关系的发展史；还着重分析了这两个大人物之所以能在陶里根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壮大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的因素”也描述了这二人性格变异发展的历史。由于祝磊认识他俩时，他们仨都还是个“白丁”可以说他们是捆绑在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分析不仅中肯而到位，同时也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比如，他讲到，当年上头真的把开放边贸权的试点放在陶里根以后，当时县委领导心里是完全没有底儿的，立马把顾立源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把事情全推给他去应对，除了给五千元启动资金，连个单独的办公室都不给，电话都是跟别的办公室合用的。那天晚上，顾立源上祝磊宿舍里叹苦经，叹着叹着还呜呜地哭了一鼻子。谁能想象后来一个电话就能让银行贷出五六个亿，一张白条就能给投资商批出几百上千亩地的顾立源，当年为了那点委屈还在祝磊面前哭过鼻子.并真该地请求过祝磊给他帮助祝磊讲了顾饶二人的“功绩”.也客观地陈述了他俩“免不了”给陶里根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弊病。实事求是谈了他和顾之间的矛盾，他自己的不足虽然不能把这份东西简简单单地当一份“检举揭发材料”来看——祝磊写这份材料时.也许他的心并不在“检举揭发”上，而只是在做诀别人世前的“总结和回顾”但是从中确确实实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进一步开掘的问题线索，比如，材料里讲到了顾立源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给国有商业银行领导打电话、写白条，为一些老板做担缲鍪贷款.再比如饶上都为顾立源购买那两幢小别墅的问题等等.都为进一步查证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但那天，据劳爷自己讲，他热血沸腾地读完以后，很奇怪，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说不上自己心里涌集的是一骰啥滋味，是像中药店柜台上的那块擦桌布，苦涩辛辣咸.五味杂陈？还是像在夜半观渔火，默坐许久，而茫茫然惘惘然？不知身将何去何从
居然说不清。
奇怪。
“你知道，那一段时问，我一直处于我人生的最低谷中，即便在当初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都没这么无所适从过。余达成、寿泰求和你父亲的突然变卦，给我的打击，在精神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不像在年轻那时候。虽然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让我一下从声名鹊起的云端堕入万夫所指的深渊，那日
子从表面上看，似乎更难过，其实不然。那时，我毕竟年轻，我也承认自己不成熟。因为年轻，来日方长。我觉得自己付得起这个代价。况且对自己犯的那个错误.我还有我自己的看法。是的，我一度确实是太骄傲了，是有些目中无人。我得罪了不少不能得罪的领导，在某些纪律和生活细节方面.我也确实是不够注意，交朋友太宽泛，太无节制。当时我的名声太响.三教九流，男男女女们一齐涌了过来。我确实有些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在大问题上我没有出格。尤其是我没给工怍莆来重大危害和损失。我的错误尚属于可以处分也可以不处分、或不必处分得那么严重的两可之间。但直接领导我的那一些同志，决定给我处分，并给了最重的处分，我知道这和我跟他们个人之问的恩怨有关，跟我自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关。个人恩怨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和消退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学得善于起来。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我有能力，我还能做出新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况且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包括许多领导，都是同情我的，他们在暗
中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即便是那几位下决心要狠狠教训我一下的领导，也没有采取彻底抛弃我的态度。最起码还给我工作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将功补过’，‘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让我干活儿，我就有未来’。但这一回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表面上，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我人生的心理防线却彻底垮塌了。这一回到陶里根去，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缜密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方方面面的安排部署都是经过再三考虑，也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我完全有把握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破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刑
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
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
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来不就是被谋害了吗？他出事的那一刻，阳光呢？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邵长水说，所以他想修改祝磊的那份材料？
曹楠说，是的。他觉得让祝磊在材料里做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发一些人人皆知而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感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也不想再“威胁”什么人了，这样，也许他还真能再活一回。
邵长水问曹楠，你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曹楠说，在跟我接触的这么些年中.他这人有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就是实诚。心里有什么，他嘴上就说什么。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这就是劳爷的真实想法，如果说.那个阶段，他从精神上确实已经“认输”了，不想再继续自己从前的努力.真的已经“沉湎”在“吃喝玩乐”之中，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饶老板，压根儿就无心于什么“秘密调查”而且整个人都变碍有一点儿神经质，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么.“谋害”一说，又从何而来？他已经无“害”于人，人又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置他于死地的，真的只是一场无任何加害意图的交通事故而已？
邵长水拿这些疑问去请教赵总队：赵五六却没咋声。过了一会儿，只是说，你跟曹楠的谈话.有录音吗？邵长水说，有。赵五六说，把录音留下，我想仔细听听。
那天晚上，曹楠也没回码头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并征得大夫同意，邵长水把她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离开医院时，还配足了必要的消炎、止血、止痛、镇静药和相应的药棉、绷带；在空空荡荡的五号楼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这么做.也希望她有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静下心来再仔细地想一想.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情况不。安排好这一切后，他就回二号楼自己的宿舍里去了。他心里略有些不安：赵总队要再听听谈话录音，难道他从刚才的汇报里感觉出什么他邵长水没感觉出的蛛丝马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