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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方面全部的天赋。上帝太宠爱他了。”“他永远不会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他永远走在被领导者的前头。他永远让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后期，我却极其痛苦地发现，他变了。就像他调任副省长后，人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变化似乎是发生得那么突兀，但确又是那么的自然”
祝磊举了个例子：当时，饶上都做了个二十万平米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其中四分之一搞经济适用房，其余的一半建高档低密度板楼，另一半用来建别墅区，也就是后来邵长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劳爷谈话，在那片柞树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独幢别墅群。他俩都觉得，要充分估计到国内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考虑购置度假、休闲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对别墅的需求肯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销售热点。祝磊当时不是不支持顾立源和饶上都的这个“宏伟构想”陶里根因边贸起家后，旅游业发展也极快。gdp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几年，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省地级市中便进入前三，并一直稳定在这个“第一集团”行列中。顾立源想把房地产业搞起来，做成陶里根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对改变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大安定团结的力度可以说能收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功效。但祝磊认为，对陶里根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预测，它的发展，虽然是“迅猛”的，但毕竟是在低起点、低水平的基础上“迅猛”着。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深圳。一定要考虑到，你建那么多高档板楼和独幢别墅，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来购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确是比从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费心理准备，是否已经足以把他们引到这些高档楼盘跟前来，下这样一个买房的决心？如果不能，这笔烂账就很难收拾。
“那你说怎么弄？”顾立源很不高兴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问道。
“我还是上一回在市委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那八个字，打好基础，适度扩张”祝磊答道。
“在会上你跟我打官腔：在这儿你还跟我打官腔？至于吗？！”顾立源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在会上没跟谁打官腔，在这儿也没跟谁打官腔。再说，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说的，至于吗？”祝磊婉转地解释道“我说的这八个字，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我们经贸委研究室几位老同志集体讨论后得出的看法”
“别跟我提你们研究室那几个老家伙。他们懂啥？嗯？”
“”祝磊心里格登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顾立源用这样的口气说到经贸委研究室的那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他心里很别扭。但又不敢再说什么。怕说了什么，顾立源会更不高兴。但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关系实在太重大.他作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主要的经济幕僚，有这个责任提醒一些什么。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饶老板搞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一定会从银行方面贷”祝磊尽量把语气放平和了说道：但刚才说了个开头，顾立源就打断了他的话：顾立源说道：“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个亿吧？”
“我说了，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顾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断了祝磊的话。他现在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甚至不止一回两回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很不耐烦地把正向他汇报工作的部门领导一下“赶出”了他办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换另一个人，顾立源很可能会跳起来.狠狠地训斥对方一通。但因为是祝磊，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他知道这件事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自己更周细。但这时候他不希望听到反面的意见。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后期，机关里的同志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这么称呼顾立源)，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他死的时候，跟你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有两个人口，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祝磊缓缓地说道。他本来可以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不
再说什么，那天也就不会跟顾立源“干”起来了。事态也就不会急剧“恶化”也就会像从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从顾立源的意见来结局。但祝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和顾立源之间毕竟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应把自己该说的、已经想到的危险性告诉他。尽责在己，成事在天。宁让天下人负我，也别让我负天下人——此刻，一种异常悲天悯人的感觉突然袭上祝磊的心头，让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刚说出这半句话来，聪明绝顶的顾立源立即反问道：“啥意思？你觉得我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个灵魂残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准备解释。他预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顾立源出乎意料地没有暴跳起来，只是冷笑了两下，默默地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着说道“你不用担心，饶老板对你构不成威胁。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机关来谋这一官半职。你也不必事事处处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设置这些不必要的绊马索”
“顾立源同志！”祝磊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了。社会上有过这样的传闻，说顾书记要起用一批“老板”来从政，特别是要起用饶老板来主管市经贸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传闻，祝磊当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质好的“老板”来从政，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种种必然会出现的社会趋势中的一种。但短期内，要起用“大批”的“老板”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官员执政，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起码在十年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或者说，还不会这么干。前些年，为了认可发展一些极优秀的“老板”入党，党内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阵。再让大批“老板”来执政，无论从时机或条件上来看，都还远未成熟。再说，当代的这些“老板”大部分人对入党和当官真感兴趣吗？恐怕未必=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能过到足够富足的生活，大概还是他们惟一的人生目标。至于让饶上都来取代他祝磊，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对这种说法.他都不屑一顾。但今天这话居然从顾立源嘴中说出，还把它说成是他反对饶上都的房地产扩张计划的主要动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践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来，脸色瞬间从苍白涨到通红。但几秒钟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这是颐立源气急之下的一个“口误”在反复权衡后，他结结巴巴地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你觉得我祝磊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顾立源居然毫无收回原话的意思。
“那你干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为陶里根离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吗？祝磊，你在威胁谁呢？啊？你还有点样子吗？”顾立源竟然叫喊了起来：
“我应该有点样子，那么别人就不应该也有点样子了吗？”祝磊终于扯直了嗓门跟顾立源对嚷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跟他这么“吼”一嗓门的了：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实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没有人不让你嚷嚷啊，自己为什么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骤然间，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湿润了起来。
“你”很长时间还没遭遇过别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过的顾立源，一下惊呆了。他愕愣了，转身就走出客厅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离开陶里根的想法。后来他就去了省财经学院重执教鞭去了。说句真心话，离开陶里根，离开顾立源，祝磊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随之而来，还伴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在“失落”和“失败”中，他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离开陶里根的那天，顾立源来送行了，还派他那辆大奥迪，专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顾立源还笑着说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个话，我让人给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着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财经学院讲台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开个餐馆，专卖咱陶里根的蘑菇炖小鸡。”但奥迪车走很远很远了，整个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条清新明晰的地平线下时，祝磊的心却还在战栗。
顾立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会保持不了那么一点必要的清醒？他怎么会答应饶老板去动用银行五个亿的贷款去做一个基本不可能有足够回报的房地产项目？他亲口答应为饶老板做贷款的担保，甚至还亲笔给银行行长写了这么一张便条。如果没有这张便条，后来的事情对顾立源也许会好办一些。但正因为有了这张便条，这笔五亿元的贷款就成了埋在顾立源脚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了
这颗“定时炸弹”一直“闷”着，到顾立源去年被任命为代省长的时候，它终于开始倒计时了正因为它的倒计时，才迫使那天顾立源匆匆赶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饶上都用五亿元贷款建起的豫望小区，正如祝磊预料的那样，售出情况相当不理想。事后查清，饶上都并没有拿全部贷得的款项来建房。如果他认真建了，精心建了，楼盘的销售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别墅，会吸引周边几个省的富商和富豪们来这儿购置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这儿毕竟有绝妙的蓝天白云和黑土地，有诗画一般的白桦林，有金子一般纯净的空气，有去俄罗斯旅游的极大方便但饶上都“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楼盘建得不甚理想，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几家银行原先碍着“顾书记”“顾副省长”“顾代省长”的名分，对盛唐总还让着三分，到这时也开始警觉和着急起来，毕竟是五个亿啊，不断上门来追讨债务。最近甚至给顾立源打了电话，不仅希望“顾代省长”帮着出面做做饶老板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张便条。人家银行方面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担保凭证，收藏在保险柜里
中央早就有规定，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做担保。对国有企业不行，对民营的当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说不行，他怎么就还敢“行”呢？是的，那还是他在陶里根后期最不清醒时干的事情。陶里根离北京的确也比较远。但再远再不清醒，你总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点关系吧？
“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责备谁。不知道仅仅是责备和怨恨，会不会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写道。
随后的一两年问，顾立源又建起两三个。高新科技园区”陶里根再一次发生“巨变”：城区迅速扩大：这时，他收到了调任副省长的命令。但他知道，饶上都那五亿元的贷款仍然是一个能让他致命的“暗疾”离开陶里根时，他找饶上都长谈过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扩张兼并，集中精力经营好旗下现有的那些企业，设法把账还上；又分别找各银行行长谈了一次.名义上是了解盛唐公司还贷的情况，实质上还是希望这些行长同志链把当初的那些担保便条替他“撤消”了。这档子事，他明里暗里，跟这些行长同志说过多次。但行长们也是用“太极云手”的招式在应付着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直拖了下来=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里
任职的机会，对这些行长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替他把这事办了；并暗示，如果为他办了这事，他绝不会忘记这些行长同志。果然，身为“副省长”再出来说话，就是比。市领导”要强。行长们在稍稍犹豫后，便答应了，并立即去保险柜里取出那些担保的便条，纷纷将它还给了顾立源=顾立源因此大松了一口气，卸下人生最大一个包袱，离开陶里根，意得志满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行长同志，早把他来银行要求撤去便条的整个过程都在暗中拍摄了下来，并且将那些便条也都复印留了底。毕竟是五个亿。谁的脑袋能扛得起五个亿这一笔账？作为银行行长，他们当然是算得清这个算法的。复印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不能算作直接证据，但它们作为间接证据还是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的，特别是已构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它们的加入，还是有重大“杀伤力”的。
顾立源在就任副省长后，对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进行了反思。这反思，应该说从那天他带着那张便条，走出银行大门，长长地吐出那一口担惊受怕的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想到过，留着这张便条，用镜框把它装裱起来，悬挂在新居的客厅中央“警钟长鸣”让自己“永志不忘”当然，这仅仅是想想而已，便条还是立即就被销毁了。他不会留着这个“祸根”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确让他严重地感到，自己必须反思和反省了，也下决心要当一个清醒的省级干部。
“他到省里以后，出乎我的意料，竞很快主动来找我谈他的反思所得，谈得既沉重又诚恳，让我感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这反思和反省的结果，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过，也就是大家伙都感觉得到的，顾立源到省里以后，变了，变得谨慎，细心，宽容，周到。
“现在重新回到我枪杀张秘书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经当上了代省长的顾立源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见我，而且要到我家里来见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个比较偏僻的新宿舍区家中休息着”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这么写道。
那天，顾立源的确有点着急了。他是独身一人去的祝磊家。虽然还是披着他那件黑呢大衣，头发却显得有点零乱，连鬓胡也没修得那么干净。
头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主持了一个高纬度地区开发利用能源的联席会议。与会的是该地区几个省的省长和主管副省长。这些年，能源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扯皮拉筋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因此，每年都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协调解决该地区各省之间产生的能源矛盾：会议由各省省长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顾立源。省长们都很忙。这样的会.约定只开一天。有事没事，当天都得结束。所以，有时就会开得很晚。那天散会时，已经到晚上十点多钟了。招呼了各省领导去吃夜宵，他匆匆离去，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上那儿会见饶上都。这位饶总已经在那儿一个豪华套间里等了他整整一天了。
最近银行似乎是听说了些什么，不仅在还贷问题上对盛唐加紧了催促，还传出话来，可能要对这笔巨额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当时签下的贷款合同，给了银行方面这样的监管权。)这几年，银行对盛唐方面能否按时还贷早已存有疑虑：他们不断派人去公司催促，同时也不时“请求”顾立源能帮着做做饶总的工作。这“帮着做做工作”的含义，当然首先就是希望能督促饶上都早点还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顾立源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能设法“指导”饶上都，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迅速改变目前这种多头出击、摊子铺得过大、经营管理又比较粗放，效益低下的局面。假如羊儿身上压根儿就不长毛，你又上哪儿期待着去剪那该剪的
毛呢？银行方面是真心希望这只羊能多长几根毛的。顾立源跟饶上都谈过很多次，也派一些专家权威去盛唐帮着做过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但根本的一条，饶上都始终隐瞒着“抽逃资金”炒期货这件事。漏洞不堵，整个公司的状况怎么可能有大的起色？而饶上都原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冲劲.敢于面对别人不敢面对的禁区，他以勇闯禁区为乐=他病态似的喜欢听那舞着柴禾棍打进“瓷器店”以后必然要发出的那一片稀里哗啦的碎片声。他尤其喜欢听那同时从街边响起的喝彩声和詈骂声：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耐心，也不善于通过一砖一瓦的努力.建起一家“新瓷器店”来赢得更高层次的掌声和喝彩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抽逃资金炒期货”的事不胫而走，促使银行方面加紧了“催逼”和“核查”行动。这使饶上都决定要认真技顾立源谈一谈。
饶上都这两年老多了，虽然脸色依然红润。但每每说上两三句话，总要深深地喘上一口。有人说他这是“装”的，因为他发脾气训斥手下那些经理和部长时，常常能连续不停地骂上一二十分钟，而不待歇一口气。但他们哪里得知，训斥完了以后，他一定会感到胸闷难耐，人也像是要瘫了似的。这样发一次脾气，他会难受两三天。这些年，体重急速增加，腰围持续扩张。房间里汽车里的空气总让他觉得不够用。不少五十岁前的嗜好，突然间都变得淡然乏味了。比如从前他特别喜欢看二人转，可是现在他听着那些打情骂俏的“荤口”瞧着那些忸怩作态的“表演”就觉得坐不住。他不是不再喜欢那些带色的笑话和民间的“荤口”而是嫌他们太吵闹了，嫌他们有点没完没了地在那儿糟践他们自己，为了博得别人的喝彩，宁愿不把自己当人。这会让他想起当年的那个自己。但他还是保留了两样“爱好”一是吃“杀猪菜”一是住宾馆。隔三差五，他一定得上那“杀猪菜”馆子，要上一盘店家自制的血肠，再要上一盘“手把排”再来一盘“辣炒肥肠”要一小瓶二两装的二锅头，就着瓶口，慢慢喝，慢慢嚼，慢慢瞧着来来往往的吃客，看看他们，再比比自己，再瞧瞧停在店门外自己那辆大奔，他总会得意兮兮地冷笑一下，在心里发出一声这样的责问：“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自己到底在责问谁？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想这样大声责问一下，冲着窗外大喊一声：“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另外，隔三差五地他得住一回宾馆。有事没事，他都喜欢住到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去清静一下，享受一下。越是高级的宾馆、会所，越是能维护这些住店人在私密方面的要求。他知道不管自己现在多么有钱，这社会上仍然会有一些人打心底里是瞧不起他的。包括那些低声下气来求他赞助的客户，穷学生，包括那些热情非凡地来找他去投资的区长乡长县长和市长。(说实话，这些当干部的，倒是有不少人不再瞧不起他了。但他又常常地有一点瞧不起他们。)无论是谁们瞧得起谁，还是谁又瞧不起谁们，现在都开始有点让他感到心烦了，心累了，而这时最好的解脱，是躲进一个高级宾馆和会所里，隐居个一天两天。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里，谁也不问你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只要你掏得起那一晚上五百美元或一千美元的房钱就行。
今天他找顾立源，是希望顾能帮他在省城找到一笔款子付银行的利息，以此来稳住陶里根的那两家银行。最近铜在期货市场行情看涨，他又“赌”了一把3607号铜的期货。这一把如果能赢，当然还不足以让自己彻底翻身，彻底扭转这两年在资金问题上被动尴尬的局面，但是拿它去付那拖欠了一年多的银行贷款利息，补上维持那个旅游城营业开支所需的那点资金缺口，还是足够了。
这样他可以喘过一口气来。是的，近来，他时时感到胸中的这口“气”喘得越来越费劲了
他知道顾立源会帮他忙的。有那五亿元的一笔账，还有那些便条，有这两档子事，这位从前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在的代省长，已经跟他完全栓在了一根绳上，不会不帮他，也不能不帮他。如果他垮了，银行真的跟他翻了脸，他顾代省长最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当时他很担心顾立源不肯出头来帮他借那五亿元。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顾立源不仅豪爽地应承了，最后居然还愿意亲笔写下一张张便条，让他去找银行方面的人解决这五亿元的贷款问题。他当时真被顾立源的豪爽热情感动了，但又暗自惊讶于对方的粗疏和大意。这样的事，在眼下，换一百个人.特别是那种头上有乌纱帽的人，是谁也不肯干的。他当时感动于颐立源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但又诧异于对方居然如此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在越来越推崇法律观念，法律体制也越来越完备的中国，一张有你亲笔签字的便条，是足以把一个人卷进一个无底深渊去的，也足以把一个人吊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愧对顾立源”不该就这样把他扯了进来的。这一手有点太狠：但有时他又想，这能完全怪罪于我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万事成败变迁，起着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石头再加温，也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在顾立源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委书记的一年内。饶上都没有去找过他。他知道那段时间，顾忙得不得了。(陶里根日报头版二条上几乎天天有他的消息。(头条当然是报道中央领导的活动，或转发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看望顾立源。他知道每年的三十夜，顾立源都会去慰问边境口岸值班的海关工作人员和边防战士，也会去看望那些异想天开地留在陶里根的雪窝窝里过年的少数旅游者。他在顾家门口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才见到已颇有些醉意的顾立源归来。
“你你你这是干干啥呢？吓我一大跳走走走上上屋里坐坐会儿我那里还有瓶真正的茅台我我我告诉你，外头那些茅台，没没几瓶是真家伙你你品品我那一瓶我就剩这一瓶了跟你这么说吧，你信不？过了这个村，你你还真真找不着那个店了哩”说这些话的时候，顾立源的舌头还真有点嫌短了。
进了家门，顾立源让夫人给饶上都沏上茶来，自己去卫生间用凉水狠狠地冲了冲脑袋，又喝下去大半杯苹果醋，再拿湿毛巾捂住自己的脸，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酒意才基本消去了一些，再回到客厅里来，就不再提那瓶“真正的茅台”了。
“深更半夜地，守在我家门前黑影地里，准备打劫呢？”顾立源往饶上都对面的沙发上一坐，嘿嘿笑道。
“茅台呢？怎么跟天桥小把式似的，光说不练？不舍得？不舍得，明天我给送二十瓶真正的茅台来。”饶上都也笑道。
“啥茅台？你都喘成那样，还茅台呢！不要命了？我早让你把酒戒了，你不听。到那一天，让大夫来给你下最后通牒，你就哭吧。喝口茶吧。我这茶可是好茶。台湾极品乌龙。”
“行了，我也不喝你的酒，也不喝你的茶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散了场了。你也该休息了。赶紧跟你说个事吧。咱俩结交这么一场，可以这么说，没有你顾书记，就不会有我饶某人的今天”
“打住。打住。”敏感的顾立源自打酒醒那一刻，就意识到今天晚上这位饶老板借口“拜年”深更半夜“杀”上门来，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立刻下了封口令“别大年三十的让我不痛快。”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饶上都那天也有点倔，不软不硬地反问了一句。
“”按顾立源过去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再允许饶上都说下去的。但当时也是怪，听饶上都这么一说，颐立源居然不作声了。是酒起了作用，还是感情起了作用.或是这两者都起了作用？至今仍然是个谜。
“知恩必报，这是人之常情”饶上都刚说了这句话，顾立源又想站起来去打断他的话。饶上都却立即傲了个非常坚决的手势，让他“稍安勿躁”并立即把自己的口袋一个个都翻出底来，表示自己没有带任何贵重礼物，更没带一分现金。
顾立源慢慢地又坐了下去。两人随即都默默地坐了会儿。
“但此恩，今生我必须报。不报.我就不是饶上都。当然我不会害您，更不能害您。这么跟您说吧，我在北京上海替你各买了一幢别墅。现在正在装修。这房子，我现在不会给你。你现在也用不着它。等你完全退下来了，没人理睬了.一月就剩一两千、两三千那点干工资了，只等着老干部处忙里忙外组织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去集体逛北京故宫颐和园的时侯，你要愿意带着孙子孙女去北京上海度晚年，我想你总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你替我支撑了前半生，我替你后半生找个落脚的地儿，过分吗？你现在是市委书记，拿我一分钱都是受贿。到那时.你啥也不是了。你也替我办不成任何事了。你就是拿我一百幢别墅，那也只是个交情往来。共产党再严格，总不能让两个普通人不讲一点交情吧？”饶上都说得相当激动和诚恳。
“唉，算了算了，说这些干吗，饶老板”顾立源感慨万千地挥了挥手，叹口气说道。
“他没拒绝”当时饶上都心里还一格愣，一边这么想的同时，他已经站了起来，说道：“这事就这样了：我走了。您赶紧歇着吧。”
那天，顾立源的确没有明确拒绝：过了几个月，他接到饶上都的一个电话，说上海的房子已经装修完了.有空，趁出差的机会，想请他顺便去瞧瞧，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让装修队再返返工。顾立源在电话里只应了句：“你真逗，还当真了呢？”仍然没有明确拒绝。当时，他的确有过那样的想法：在陶里根能顺利干完两届，万一提不上去，自己还不到五十，或者找个闲职干干，或者下海。到那时候“总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饶上都的这句话的确隐隐地、却深深地触动了他
又过了几个月，他去上海参加全国中小城市市长会议。报到后.刚进房间，就接到饶上都的电话。他也到了上海，而且就住在他们所住宾馆旁边的一个宾馆里。“会议咋安排的？抽点时间，我陪您去看看那幢房子吧？”会议只开了一天半。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他跟饶上都去看了一下那幢别墅。三百二十平方米。外带一个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园。车库，狗屋，一应俱全。三层大开间。户内还装置了独用的电梯——考虑到七八十岁以后，腿脚不便利时，仍能上下自如。又过了两个月，他又在饶上都的陪同下，去北京看了看那边的一幢别墅。二百八十平方米。外带一百六十平方米的花园。地处温榆河边。特点是整个小区里拥有一百多棵树龄在八十年以上的老树。房地产商说，你用什么建筑材料，请什么外国设计家设计，想啥怪招，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换得来的。惟有我这一百多棵老树，你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有了这百多棵老树，你会感到你和大自然融合了，你会觉得你和历史在共存，你会拥有一种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生命厚度和广度，你的人生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延伸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完成了慰问和看望的任务回到家，妻子告诉他，饶老板刚才来过了。他说他还得去看望别的领导，就不等你了。也没说啥，在我们家门前跟孩子似的放了两串鞭炮，留下一个大信袋，嘻嘻哈哈地就走了。听说饶上都留下一个大信袋，顾立源有点不高兴了，瞪起大眼说道：“他留啥信袋？信袋里装了啥玩意儿？我跟你怎么交代的？谁上家来，都不许收人的东西。”妻子说：“那信袋里没啥玩意儿，就两串钥匙。钥匙也值得你那么着急上火吗？那上头没镀金，也没镀银。他给你钥匙干吗？是你办公室门上的，还是他办公室门上的？”“谁知道呢。我去瞧瞧。”顾立源随口应付了这么一句，进屋就把那两串沉甸甸的钥匙收了起来。他当然明白，这就是那两幢别墅大门上的钥匙。
现在再回过头说说那天顾立源和祝磊两人“干仗”的事情。顾立源那天上祝磊家，是希望祝磊能动用一下他那“常务副市长’’的影响力，在省城为饶上都拆到一点“头寸”以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也是饶上都的意思。他觉得颐立源作为代省长，从表面上看起来，影响力似乎要比“常务副市长”更大，但是.官场上的事，往往是“现官不如现管”顾立源要在省里拆到头寸.还必须得通过主管金融财政的副省长，或其他主管官员才能办得成。但顾立源任职省府的时间并不长，况且还戴着“代理”的帽子.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不如由祝磊出面，直接在省城去办这件事来得顺当。因为祝磊在省城主管的就是金融、工交、财贸，正所谓“现官不如现管”他正管着哩。
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却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里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正面拒绝他，不仅没正面拒绝，还说了一些诸如‘我尽量给想想办法吧，万一银行那头不行，我再试试别的路子’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敢当面拒绝他。虽然顾调到省里后，为人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陶里根后期形成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在本质上，他是变不了的。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来妨碍他，来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凡是尝到过‘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生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以顾立源的经验和聪明，他当然一下就掂量出.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搪塞和应付他的成分，他当然要不高兴。但，当时我们并没有上‘开吵’。我们毕竟都是有相当政治历练的人，毕竟也是多年来关系相当密切的老乡、朋友和上下级。尤其是我，说我是他一手提拨起来的，绝非过辞。我当然更不能动不动地就跟他‘开吵。那么干，于情于理于礼，于场面上的规矩.也都通不过！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那天，两人勉勉强强地又聊了一会儿，祝磊见顾立源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尴尬和灰暗了，便劝说道：“老大，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顾立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说你的吧。”祝磊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鼓了鼓气，说道：“我是绝对支持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政策的。但是，我觉得对待民营企业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也得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让这些老板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时间的汰选。真正优秀的，让他们强大起来，实在不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就该淘汰一批”说到这里，祝磊他发现顾立源的脸色又开始灰暗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说了，就赶紧收住了话头。他当时还真有点想不通。自己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前卫、特别先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也是顾代省长平时经常放在嘴头上来教育别人时说过的话。为什么到这会儿，他自己就完全听不进去了呢？当时祝磊也想到过这一点：难道顾和饶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非比寻常的私谊，或或“猫腻”？但这念头也只是像电光石火似的，一闪而过。他想的更多的是，顾这个人啊，太讲义气，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间的那点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当一回事
话说到这儿，本来是要结束了。因为顾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一声不吭地板起脸，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发慌了，忙叫了声“顾省长”并紧随着顾立源，亦步亦趋地往外走；走到外头的门厅里了，他又赶紧说了一句“我没说就不给饶总想办法了嘛。”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哀恳的味道了。
顾立源站住了。脸色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峻急，但如果这时祝磊更聪明一点，继续说两句顾爱听的话，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发走了，这“头寸”到底该不该去整、到底上哪儿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说”的嘛。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地推托；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推辞；先答应下来，然后然后，转过脸来就装糊涂，用一句“是吗，我当时答应过你吗？你听错了吧？”来不认这个账。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叫“周旋”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和诡谲绚丽。这一点，不管是祝磊，还是顾立源其实都是懂得很透彻的。但有时就是做不到。接下来，祝磊居然慌慌张张地、同时也是很不得体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前，中央正在通过金融工委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中纪委也把金融行业的问题列为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要搞到这么大一笔头寸，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顾立源，但顾立源立即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给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顶风作案，祝副市长？”祝磊忙否认。可已经来不及了。顾立源就那样站在门厅里，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地一通臭训让曹楠听到的，就是顾立源这一阵的吼叫声。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本来还可以由铝业公司的这位老总出面来作证，但不幸的是，在纪检委的领导找这位老总谈话时，他“突发心脏病”而“暴毙”了。而据查，这位老总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晚上，饶上都曾找这位老总长谈过几小时。“枪击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已经变得空前的不稳定。”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头一天我曾打电话给那位省领导，想先请他出来替我说说话，以证明，那天我只是起了个引见的作用，带着那个铝业公司老总见到了他以后，我和张秘书就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家。那笔数额达七十多万份的职工股，一直是由那个老总拿着的。最后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确确实实的，我和张秘书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位省领导居然一口否认了此事。还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从下午到晚上，我发了疯似的连续给他打了一二十个电话，他都不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承认那天是他从那个老总手里拿走了那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和张秘书已经离开了他家。我没亲眼见到的事，绝对不会乱说。我只是请他证明，当时我没参与其事。我只是一个‘引见人’，一个不该去引见的‘引见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发慌了。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稍稍炒作一下的话，还可能达到八九百万，甚至上千万。况且它又是职工股，原本是应该由广大职工享有的。侵吞职工股，就是侵吞职工的活命钱，更是罪加三等，民愤难平。如果我不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话，仅仅这一笔账，这一件事，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让我更感到绝望的是这位省领导。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师益友，也许在个性的呈现上我不能完全赞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业价值观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问题上，他一直是我永远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赶的标杆儿。我怎么能想象，他会在这样一件简单明了而又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会‘蓄意’地把我扔进这无底深渊。所以，当张秘书也坚称他不能证明我在
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股票的票据时.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酿成了后来的惨剧的发生而那位省领导是谁，大概不用我再细说了。他就是我们的代省长顾立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