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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外,数万名衣着阑珊,面色疲惫,神态恐惧的帝国将士整齐的排列成了三道战线。
在他们身后,是年久失修的城墙,以及快被淤泥塞满了的护城河。
自从火炮成为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之后,冷兵器时代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逐渐失去了防御价值。另外,上百年来,除了内战之外,帝国京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者的威胁。正是如此,帝国京城的城墙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修缮了,护城河更是缺乏管理,几乎快被淤泥填为平地。
在明军将士的对面,是数万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
来自东北的后金大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帝国的内战,是帝国占主体地位的汉族与占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内战。因为,早在太祖与太宗皇帝时期,东北地区就是帝国的领地,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帝国的臣民。
可是,对大明帝国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却对帝国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包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从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到明历二百二十八年(公元1596年),短短六年之内,先后有二十八人出任帝国内阁首辅,其中最短的只在首辅位置上坐了十一天,最长的也不到半年。
虽然被严重削弱的皇室并没有借此生乱,但是政府频繁更迭,只会使帝国更加混乱。
可以说,这六年的时间,几乎毁掉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首辅在十八年中创造出的所有成果。
当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彻底失控的局面。
随着中原,江南,两广,以及四川等地区的大量耕地被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大量兼并,可开发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需要更多牧场,更多耕地的资本家把目光投向了帝国周边地区,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或者没有完全开发的偏远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就吸引了资本家的贪婪目光。
在资本势力涌入之前,东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与农耕经济时代。一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太适合种植农作物。二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思想不开发,很难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三是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巨大。
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明历二百一十九年(公元1587年),广东籍资本家黄爵新在辽阳建立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与牧场的数量激增到了三百五十二个。
随着资本经济的扩张,所产生的必然是大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原住民。
其中,大量出现的牧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影响最为巨大。另外,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行径,比如通过垄断来压低物产的价格,也严重的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比如,在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一张产自东北的貂皮能够卖到一两白银,或者换取一石大米。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的时候,同样一张貂皮只能卖到十钱,或者换取十斤大米。
结果可想而知。
在资本家圈地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猎场,失去耕地。而资本家的垄断经营,更是让少数民族居民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果腹。
如果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也许后面的矛盾就不会爆发。
毕竟,在张居正与高仪执政期间,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两人都采取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尽量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问题是,动荡不安的帝国内阁政府根本无法约束不法商人的掠夺行为。
当然,帝国军事部门在东北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努尔哈赤发动反叛之前,东北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叛乱。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的被镇压了下去,组织叛乱的匪首,以及参加叛乱的匪众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其族人都受到株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历二百三十九年(公元1607年)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期间的十年中,就有六万七千八百三十六名东北少数民族居民被以叛国罪处死。同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从一百八十三万锐减到了一百一十七万。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叛乱并不是偶然事件。
同样的,因为频繁的叛乱,所以努尔哈赤这支由满人组成的叛军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历史证明,努尔哈赤绝不是个普通角色。即便在发动叛乱七年之后,也就是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25年)的时候,他在宁远城外被平湃统帅袁崇焕指挥的明军炸伤,并且在回到咸宁堡之后不久就伤重而亡了,可是在叛乱的第二年,他就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重创明军,并且在随后几年之内,征服了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包括部分蒙古部落,聚集起了一支足以撼动大明帝国山河的强大军队。
正是如此,当时负责指挥平叛战争的袁崇焕主张以守代攻,通过建立军事要塞的方式,稳步向叛军腹地推进,并且压缩叛军的活动空间。
毕竟,东北地区气候严寒,且地形复杂,并不适合明军作战。
如果说努尔哈赤发动满人叛乱,并且联合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的豪杰,那么他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就是满人中最有远见,也是最有能力的军事家、政治家与谋略家。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成为叛军首领。
他一改满人以弓骑为主的战术,转为向明军学习,并且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了第一支火器部队,从而大大提高了叛军的战斗力。
包重要的是,明历二百六十二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一方面使离间计,诱使内阁首辅孙承宗解除平叛大将袁崇焕的军事职务,同时以蒙古骑兵为先导,先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要塞,兵锋直指帝国京师。
等到孙承宗意识到犯了大错误,并且重新任命袁崇焕为平叛统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叛军抵达京师城外的时候,除了负责守备京师的五千禁军之外,只有刚刚到达的,来自重庆的“勤王”部队。
此时,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女将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她就是重庆总兵,帝国第七步兵团(当时的团,相当于现在的军团)统帅秦良玉。
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将士紧握着手里的钢枪,随着战线从中分开,一名身披明铠的将军跃马来到了战线前方。
见到头盔下那爬满皱纹,带着一丝愁容的面孔,坚守在战线上的官兵顿时精神了许多。
她就是秦良玉,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帝国女将军。
在她身后,是一队由约莫一百人的,清一色的女性军人。当然,比起已经五十六岁的秦良玉来说,她的随从年轻得多,也漂亮得多。
“兄弟们”秦良玉勒住了马“你们跟了我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么多年来,我们期盼与等待的就是今天。老娘把丑话说在前面,等下交战之时,谁敢后退半步,谁敢不听号令,老娘手里的大刀可认不得往日情谊!”
呜呜着响的寒风中,数万条汉子都挺起了脊梁。
对数万名血气方刚的男儿来说,如果死在一个娘们手里,而且还是因为临阵脱逃被一个娘们以军法处治,就算到了阴曹地府,都没有颜面去见阎王爷!
“另外,老娘也在此声明,谁要是奋勇杀敌,谁要是冲锋在前,老娘亏待不了他!”
听到这,有的将士露出了一丝笑容。
年轻的时候,秦良玉可是方圆百里内有名的大美女,只是现在她已是半老徐娘,还有魅力吗?
“当然,老娘现在人老珠黄,入不了各位兄弟的法眼,只不过”
说着,秦良玉朝身后的一百余名亲卫看了过去。
没有任何迟疑,一百多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卫兵纷纷脱掉了铠甲,撕掉了上衣,露出了丰满、坚挺、白嫩的胸脯。
一时之间,数万名将士都傻眼了。
在奔跑的马背上,那些白花花的胸脯剧烈颤动着,除了让数万名将士眼花缭乱之外,还让他们热血沸腾。
“兄弟们,都给老娘听好了!”秦良玉拔出了佩剑“消灭叛军之后,立功前一百名者,都有资格跟老娘的亲卫亲热一晚上!”
“杀”
“杀”
“杀”
顷刻间,明军阵营里杀声震天,原本还士气低落的将士个个都燃起了熊熊斗志。
不需要其他的鼓励,不需要其他的激励,那一百多对白嫩的胸脯就是数万名官兵最大的奖赏。
城墙上,白发飘洒的孙承宗,以及一脸酷色的袁崇焕也都暗暗吃惊。
当确定由第七步兵团出城迎战由皇太极亲自指挥的叛军时,不管是孙承宗,还是袁崇焕,都认为那几万名官兵凶多吉少。
可是现在看来,情况不会那么简单。
至少,秦良玉在鼓舞士气方面比任何一个爷们都做得出色!
随着秦良玉退回战线后方,战鼓雷响了,随着鼓点,数万名明军将士朝着叛军阵线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也许,皇太极怎么也想不到,挡住他胜利步伐,并且改变了历史的,竟然是一个女流!
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恶战从上午持续到傍晚,直到皇太极承受不了惨重的伤亡,率领余部退却时,才暂时结束。
当晚,秦良玉率一千五百精骑乘胜追击,杀入叛军营地。
混战中,近五千叛军被斩杀。另外,皇太极也死于战乱之中。
两日内,群龙无首的叛军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退出关外。帝国京师之围解除,秦良玉一战成名。
随后,在袁崇焕的指挥下,明军分三路出关,海陆并进,发动了镇压叛乱的大反攻。
到明历二百六十四年(公元1632年)底,最后一支叛军向明军投降。
持续了十九年之久的满人叛乱至此平定。
随后,为了稳固帝国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孙承宗一方面令袁崇焕在东北地区建立更多的要塞,一方面鼓励商人到东北地区投资兴业。
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利益,防止再次发生叛乱。
明历二百七十五年(公元1643年),帝国议政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少数民族自治法,确定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帝国又先后颁布了多项保护少数民族利益,限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的法案。
到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的时候,帝国大部分偏远地区恢复了平静。
当然,满人叛乱并不是没有好处。
在历时十九年的战乱中,帝国逐渐认识到了大陆方向的重要性,并且逐步制订了“陆海并重”的基本国策。
从长远来看,这为帝国后来在大陆上的扩张涤讪了基础。
另外,少数民族动乱也给那些力推“三权分立”制度的政治家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的时候,帝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