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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货本为大家所爱，常人纵使没发财，也不至于仇视发了财的。但“仇富心理”的确是近来热点。热衷于此的究竟是哪点人，非关本文主旨，反正咄咄声讨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煞是热闹。那么，愈演愈烈的所谓“仇富心理”是人心不古的表现呢，还是一向如此？我以为是后者。一向如此，就对吗？自然，是不对的。可我又以为，这恐怕也属统治者的“治绩”
倘若因运道或能力不济成不了富翁，多数人还是服气的——谁叫馅过不掉在咱头上呢？谁叫咱没本事呢？但偏偏在中国这个以政治权力排序的社会，发财与否常常不取决于自己的运道或能力。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里分析得颇为精到。官僚和皇权联姻，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必须重农抑商。因此，要发财，除非“官商一体化”否则即便暴富，也难脱沈万三的命运。
面对此情此景，你咽得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你无权无势无裙带，唯有徒呼奈何。气最终是咽下了，心理却难免失衡，且向着“仇富”发展。对官商，小老百姓无能为力。何况，以权力排序的事实早积淀成集体无意识，乃至成为歆羡膜拜的对象，加上官方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小民对衙门是诚惶诚恐的。于是，已然形成“仇富心理”碰到强权者后立即反弹。其结果，是指向那些真正凭点滴的积累而逐渐殷实起来的人。既然大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干活，你为何比我有钱？人家认识县太爷，京城里又有人，财大气粗纸醉金迷是天意、命好，你凭什么？
这类凭吃苦耐劳才好不容易积攒起些可怜家底的人，生活固然好些，也不过刚到吃窝头就咸菜的“境界”比起今天花21万买部手机的富人，真要羞死。中国的老例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乡邻的另眼相看，官府的重税和敲诈，迫使他们泯灭创造力，一心藏富，一声不吭。王彬彬先生通过切身经历指出，人民公社时期饱受折磨的所谓“富农”很多是人民中真正的勤劳节俭者。当时的生产大队队长也蛮横霸道，不比现今清廉。然而被打击的是“富农”不久前我们街道还挂出“人前莫露财，闲谈莫露富”的标语，可见古今同理。弱者是要向更弱者举起屠刀的。
掌握绝对权力的官商仍在作威作福。以中国老百姓见惯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宽厚，只要活得下去，大抵会乐天安命。为皇帝官僚计，福是要享的，享到杀鸡取卵的地步则不明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文火炖着吃才长远。然而“竭泽而渔”是历代王朝的必经之路。狼总归是狼，吃出了不可收拾的欲望，是挡也挡不住的。呜呼，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结果是官逼民反，不论富人还是勤劳节俭者还是无产者，同归于尽。每一次农民起义，都造成了大浩劫——财富的大浩劫、精神的大浩劫、生产力的大浩劫。浩劫完毕，新的达官显贵登台。谓之循环。
因而，所谓仇富心理，实是统治者的“治绩”统治者凭借权力和权术，成功地将小民仇恨的对象转移，自去逍遥快活。不过这不可照搬“仇富心理”自然多有偏颇，但历史在进步，人民不会永远蠢笨。“权钱交易”这一名词的创立，就很能说明问题。如今的忽然冒出来的许多“民营企业家”远非以窝头咸菜为天的小地主可堪比拟，潘石屹在天津为搞中心城区要把穷人赶出去的“壮举”更非沈万三之流敢想象的。他们理应继续盛气凌人地大摆黄金宴，至于是否真有“原罪”云云，我以为，在这个宗教意识极其淡薄的国度奢谈这类高深学问，纯属心虚的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