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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我想无需赘言。简弗拉克斯指出：“一旦我们开始对性别不公正提出主张，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走不了回头路。”（清白的终结，收入性别政治）。但政治总与敏感相伴，尤其在某些微妙国度的微妙阶段。所以，我们暂且将目光投入略显渺茫的“形而上”
当代中国关于“女人的特征”“女性气质”“怎样才算好女人”的讨论，是“无根”的，也就常常是肤浅的。所谓根，指本体论。这不奇怪，中国原本即缺乏对形而上的足够兴趣，我们思辨的触角更多落在人间烟火中。于是，当“后现代主义”还离我们远远地自由飘荡时，先锋理论招聘者就全然不顾后现代先生的背景，迫不及待地把他赤条条推了进来。
这真像个绝妙的讽刺：后现代主义要瓦解的是本体论，而中国恰恰是“本体论荒原”形而上学要寻求真理，为此它预设了两个前提：1，世界可以认识；2，知识是确定的。“确定的知识”指理性的纯粹的知识，因为经验是有限的，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然而，休谟的经验主义打破了旧形而上学的神话，他直接运用科学成果对这两个预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为此，康德不得不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划了道无法逾越的二元论鸿沟。但面对经验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对物质领域的迅猛发展及世俗精神的抬头“认识论转向”也相形见绌。终于，黑格尔集德国哲学之大成，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恢宏的复辟。必须指出，经验主义并不反对理性，他们是要把理性从上帝手中交还给人。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隐约明白了后现代主义究竟要瓦解什么。“后现代主义质疑思维、真理、语言的哲学，以及隐含在任何超验的或基本的主张之下并作为其基础的真实。”（同上）他们从本体论上解构了确定的知识、解构了真理、解构了统一、解构了普遍性表面上这对女权主义者未尝不是件好事。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笔下的女人都是不“完善”的，而启蒙运动诸贤“人人生来平等”的旗帜上并未染上多少女权色彩（尽管在油画里，引导人民的是自由女神，如同在中国，国家和党被比作母亲）。后现代主义对此进行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对女性的轻蔑。问题在于，女权才开始建构！从“人人生来平等”的命题中能够很自然地添入女性的地位，倘若连平等、解放、自由都被消解，女权又何从着落？无论自由主义女权还是马克思主义女权，都提倡理性，都证明女人拥有和男性同样的理性思辨能力，后现代先生却告诉她们：理性是虚妄的，真理只是“话语霸权”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这是根本性颠覆！难怪会流行这样的话：是后现代主义者，就不是女权主义者。
回头看中国。我们缺乏本体论基础，我不清楚中国后现代先生们打算解构什么；我们连启蒙运动尚未完成，我不清楚中国后现代先生们宣扬理性死了会产生怎样的“硕果”；我们从没有教会和坚定的宗教信仰，我不清楚中国后现代先生们的“世俗化”意义何在；我们的现状是性教育严重稀缺而性问题层出不穷，我不清楚中国后现代先生们又要提倡“性解放”的居心何在
五十多年来，我们有成绩，但问题仍相当严峻。如果说旧传统通过不把女人当人来完成对女人的藐视，那么新传统则通过把女人等同于男人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证明，抽空女人的性别特征，以此抽空男人对女人的欲望，杜绝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副作用”注定不会成功。太平军式的禁欲主义，绝非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所以这个企图即唯一起到本体作用的基础崩溃之后，无根的“性解放”立即满天飞。马克思曾说，历史事件“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笑剧出现”果然，当下的女性观念有“回归”趋向--女人的欲望不再被否定，但女人再度成为男人欲望的符号。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解放一经过男人的眼睛，往往只剩下“女性”很难说这是后现代主义泛滥造成的错（它并不与女权绝对对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更多具有犬儒主义、庸俗实用主义的实质；只是披上了最时髦的外衣。
时代毕竟在改变。女人越来越广泛地走向社会各个领域，拥有了经济自主权并独立思考生活，传统的男女模式正经受着剧烈转型。旧模式的失重和新模式的难产，引发了人们的焦虑，这便是为什么“女性气质”“怎样才算好女人”之类的讨论如此热闹。应该理解，转型时期人们对女性定位感到迷惑是很正常的，但不得不警惕其中混淆“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的本质主义倾向的危害性。波伏瓦在批驳“女人天生比男人爱和平”的观点时尖锐指出：“那真是荒唐，因为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女人的立场出发来争取和平总之，不管人们如何假借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能的名义鼓励妇女为争取和平奋斗，妇女应永远丢弃这种‘女性’论证。这纯粹是男人的诡计，要使妇女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牧原编：给女人讨个说法）
“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女人的立场出发”真是振聋发聩。这里的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是坚信真理的人，是渴望并追求权利平等的人，是尊重生命的人。女人首先是人，女性的独特价值才有所附丽。
女权死了？女权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