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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韩愈，常常感觉有股“寒酸”扑鼻而来，仿佛蓦地走近乱石陡峰间，眼看着一棵怪松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生长。韩愈诗歌的奇崛，文章的逼仄，都与这股寒酸充塞其间有关。他自己倒不讳言，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坦诚得令人意外。
“穷”困扰了韩愈大半辈子。他三岁失怙，赖嫂嫂抚养，家境一直不好。四十三岁那年他写了送穷文，这篇语言戏谑的奇文很能彰显他的性情。韩愈虽提出道统，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但比起诗圣杜甫，这个“楚狂小子”并不像纯正的儒者。韩愈行文有战国辩士遗风，纵横捭阖，滔滔不绝。他的神采飞扬、诚恳激越，总力透纸背，震动读者。他似乎学不会平和地坐而论道，即便最“学术化”的论文中也会有“不平之气”喷涌而出。
这恰是韩愈的可爱之处。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不仅有承担道统的责任感、使命感，还有强烈的入世心、功名心和鲜明的个性，周身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那些饱含忧愤的文字背后，分明骚动着一个倔强的灵魂，串成一段古代士人惨烈的心路历程。
穷困的现状和经世致用的功利性思想深深浸染了韩愈。他曾为求发达四处自我推销，甚至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布衣不借势于王公大人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不借誉于布衣无以广其名，一副前来做买卖的模样，遭到后人訾议。这一是贫穷所致，二与唐代风气有关。当时文人上书自荐稀松平常，既是有求于人，恭维几句在所难免。其实在韩愈看来，个人功业与济世救民是相互统一的。韩愈坚信他所持的道统确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历史任务便是要对佛道横流的社会大声疾呼，重建儒学正统。这是慰藉平生的个人事业，也是利在千秋的社会事业。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达己方能达人；后者是前者的应有之义，达己扎根于达人，是必须遵循的“道”
然而现实的韩愈处处碰壁。满腹经纶却不得大用，理想无法施行，生活举步维艰，达己和达人均呈落空状，压抑之下难免形成曲折、幽愤的文风，也造就了他狂狷的那面。明乎此，便能理解两次上书宰相石沉大海后，他竟去了封措词激烈的信，毫不掩饰怨气；也更能品咂出进学解反讽式的自嘲中蕴含了多少愤懑和孤傲。韩愈为赚钱写过大量碑铭传记，也用心刻画了不少“小人物”圬者王承福传太学生何藩传蓝田县丞厅壁记里或多或少有他的影子，想来是那段卑微经历给予他的影响吧。
元和六年，韩愈从洛阳调回长安。晋京路上他总结多年来宦途失意的教训，写下入关咏马：“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韩愈一面懊悔从前太孟浪，告诫自己今后须慎重；另一面，这匹老马显然心有不甘，明知徒劳仍要朝天嘶鸣。果然，元和十四年，攘排佛道甚力的韩愈因谏宪宗迎佛骨“夕贬潮阳路八千”原来为官之道和先前看似完美的设计相悖：兼济天下有赖于个人成就，个人若要立足官场，却必须放弃道德理想。面对深层次的二律背反，韩愈选择维护道统，表明陷入悖论的他依然有所坚持。这种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的奋争，格外动人。
韩愈死于八二四年冬，这一年夏天，刘禹锡吟出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时人隐隐嗅出，盛唐雄风烟消云散，处于国家分崩离析前夜的中晚唐，与之形成巨大落差，气数将尽。士人对建功立业气贯长虹的渴望虽仍有余绪，动荡的局面也激起他们澄清天下的壮志，但时过境迁，盛世不再，敏锐如韩愈者不会毫无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之。钱穆先生认为成事不仅需内在条件，也需外在条件。外在的个人无法左右，内在却能把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把握住内在，充分利用了条件，失败了也是成功。韩愈留给我们一座精神高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内在成功了，这或许是他被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