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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北大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很难，搞不好弄巧成拙，易把内涵宽泛化或狭隘化。我觉得倒不妨换个角度考察考察，即“北大精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也许会有所获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主张新旧两派在平等的环境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如果你以为蔡元培这是在扮演一个和稀泥的乡愿角色，那便错了。当时的北大为顽固派把持，乌烟瘴气至极。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这一看似平和的主张，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为注入新生力量打开局面。果然，上任伊始，蔡元培就锐意革新，延聘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迅速形成了以新青年同仁为核心的教授班底。北大气象遂焕然一新。其时的北大虽然仍有诸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旧派学者，但论风头、论影响（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的影响），都不及新派诸君。有了这样的基础，两年后的北大才能一跃而起，领风气之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界的特殊地位。
可见蔡元培有“兼”也有“偏”并不是一个和事老般的官僚。而他的“偏”是极其明显的--向新文化运动“偏”这种“兼偏并包”的思想其实也为今后的“北大精神”指明了方向：海纳百川，与时俱进。所谓海纳百川，是指包容各种思潮，鼓励“奇思妙想”充分发挥学术的自由和活力；所谓与时俱进，是指在海纳百川的气度下“北大精神”必然指向时代的脉搏，要做思想界的先锋与旗手。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北洋时期借着政府的孱弱，北大能得一时之逞“逍遥法外”到了北伐胜利，国民党独裁本质毕露，北大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
1926年国民党干涉广州大学校务，将其改组为中山大学。随即，趁着北伐的节节进展，国民党把“中大”模式推广至全国，相继成立了武昌中山大学（后来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在一片“党化教育”--说穿了无非是“奴化教育”的喧嚣声中，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坚持“教授治校”的大学面临了严峻挑战。
事实上蔡元培对此是有所预料的。1922年他在教育独立议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句话充分表明了蔡元培的高瞻远睹；他认为，唯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校原则，超然于党派纠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保证“兼容并包”蔡元培的理想是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社会送栋梁之材、为学术研究培养后备力量，而非沦为某一党派的“培训机构”联想到孙中山先生单独把教育权分立的构思，我们不得不拍案叫绝：英雄所见略同！品咂蔡元培先生的良苦用心之际，我们又怎能不甚感慨、不甚汗颜、不甚唏嘘呢！
抗战后以胡适为首的北大，以梅贻奇为首的清华和以李登辉（不是那个卖国贼李登辉）为首的复旦，之所以能保持一份独立，无不是因为坚守了蔡元培这一“独立办校”的原则。当然，坚持这一原则并不容易。无论在资源、设备、待遇还是其他方面，北大等学校皆无法同“党化”了的学校相比。据说到1948年，北大教职员工仅为数百人，而中央大学则多达两千人。北大们可算是“夹缝中求生存”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再赘述。
现今北大正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抨击，许多人质疑，北大到底还具不具备北大精神。我想，一味责怪北大并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目前纷繁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温“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教育独立”、“自由思想”这些词汇，他们是“北大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北大精神”的具体表现。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地里意义上的“北京大学”；“北大精神”也早已成为一种象征。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理由呼吁、有理由呐喊：北大，你不能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