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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就是一种感觉，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要不是因为开会，保卫处决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会议结束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到深圳参观，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一致响应了。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的"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我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狠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并不认识周正平。不过，我的同事郑工认识。郑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郑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郑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郑工套近乎。郑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郑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郑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也在墙里。郑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郑工说，周正平夫妇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儿吹了。郑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周正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周正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周正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周正平没有忘记郑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郑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郑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郑工拍了拍胸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郑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周正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郑工。郑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郑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得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章一民，我去见周正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周正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我只好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
周正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周总您好！"我说。
周正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的郑工让我来看看您。"我继续说，同时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郑呀，郑庆生。"
我很高兴，周总果然记得郑工，说明郑工没吹牛。
"这是郑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套宜兴紫砂茶具，说这也是郑工让我带给他的。
周正平对茶具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随便摆在了一边。
他对茶具是不是感兴趣我无所谓，关键是对信，周正平对郑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丢到了旁边。我急了，说周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周正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夸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夸自己总好过自己夸自己。
周正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扫了几眼郑工花了很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虽然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周正平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份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心里想，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问。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具还给我，这不是郑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周正平那里出来。心里想：章一民、周正平，你们等着！
但是，悲愤没有用，赌狠也没有用，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否则，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显然不甘心这么快就打道回府。这么快就打道回府，不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是属于"实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类吗？我想再搏一下，实在混不下去了，再考虑打道回府也不迟。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给蒋大哥打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