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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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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初自流井、成都和重庆
那趟去成都，终究还是没有见到白莎，但却辗转地得到了她的消息。说来也凑巧，我那天去过华西坝的燕大看望老友陈寅恪先生。回去旅店的路上，转到少城，不禁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父亲和罗大人、张表方他们一道在此因保路而身陷囹圄，却是不经意间吹起民国首役的号角。
少城原是满洲八旗驻防的地方，建筑多有北方的宽广而非是我们川中的锦绣。记得父亲讲过他们在保路请愿那时，总督赵尔丰本来是要成都将军玉昆派军镇压的。这位满洲将军见大势已去，便劝赵督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弄得赵督也无法可施，倒也保得辛亥后，成都的满人全身而退。
想着这些往事，脚下不禁慢了，半晌功夫绕到了玉昆将军修葺的少城公园。正准备再接着发思古幽情时，却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高大身影。
远远看去，只是身影相似，再走得近了，看到了那熟悉的浓眉和宽大的肩膀，却原来是几年未见的庆哥。我刚要开口相认，却想着他们所做的事情，怕是不愿被认出，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正待转身离去，庆哥的眼光也投向我这边。四目相视，他只迟疑瞬间，神色便化为微笑。
“李先生！这可有几年没见面了。您怎么到了成都？”
我本想避开，被庆哥一下认出来，倒是一时语塞。
他并没在意，接着言道：“我和小竺还念着那年在您家过年的事儿哪。”
听他话中并无芥蒂，我便也就放心答道：“真是的，又有好几年了。自从没了白莎的消息，你们也就没见了。其实我这次来成都一是看望我的学长陈寅恪先生。另外也是想找找白莎的消息。有人说在成都看到她，不知……”
我话尚未说完，庆哥便笑道：“李先生，她一切都好。我会转告她今天见到了您，她也一定会很高兴。您看这也是凑巧，今天我原本等一个朋友见面，可他大概是过不来了，您要有空，咱们找个茶馆，摆摆龙门阵如何？”
我自几年前便颇敬佩庆哥对时局的见识，这天时间闲暇，又得到白莎一切安好的消息，便乐得多摆一摆龙门阵。那个年月，聊不过几句自然是聊到时局之上。
“前些日子和内森聊天，谈到欧战，这一年是大有转机。太平洋方面美军也是颇有斩获。只是这中国的抗战，都已经是六年半了，却没有什么进展。”
“长夜总是要过去的。李先生不免太悲观了？”
我自嘲地笑道：“我这人便就是这样，从来都是有些悲观的。可怎么就看不出这仗是能赢还是不能赢？这出路在哪儿呢？”
“李先生，依我看，现在不是这仗能不能赢。赢是一定能赢的。问题是赢了以后会怎么样，而这又要看是怎么赢的了。”
这串话也着实让我有些糊涂。庆哥看着我一脸狐疑，便端起桌上的茶壶，为我又斟上一些茶水。
“您还记得以前我讲过的匈牙利物理学家的故事？”
“一战的胜败？”
“不错。您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输家是四个老大帝国，管他是在哪边的？”
“照此说，你觉得这次也是这般？”
他有力地点点头，抿了一口茶，接着说道：“其实现在也能看出些端倪。先说这民主和独裁之争。十几年前法西斯蒂开始横行时，大家都说民主的国家如一盘散沙是断定打不过他们的。”
“那时国府也是很崇尚法西斯蒂主义的，不是吗？连委员长也雇了一批德国将军，顾问政治和军事。可是现在怎么样？谁还相信这鬼话？法西斯蒂的鼻祖意大利都已经败了，这不就是铁证。”
我频频点头道：“这确是不假。民国本意就是以民为主的，可是偏偏是武人把持了政府十几年，弄得民不聊生，把大家这点儿对民主的信念都毁了。如果这次世界大战能让民主重生，那就善莫大焉了。”
庆哥，用右手的食指轻轻点了点桌面：“我觉得这还只是一层。还有一层，我说来您听听。年初英美都与国府换了约，废除了前清签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连南京的汪精卫都和日本人装模作样的如法炮制一番。您说这世道不是变了吗？”
“再往远处点说，日本人自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他们到了南洋，到处都在说解放殖民地。日本人肯定是会败的，但那些英国人、荷兰人也不一定能回来了。”
听着他的话，我端起茶杯，却没有喝下去：“那您觉得咱们中国也会变？”
庆哥微微一笑，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我们的座位靠近角落，周围倒算清净。
“李先生，您觉得会怎么变？”
这话题我倒是没有想过，经他一问，片刻间也理不清头绪，边想边说地开了口：“蒋主席前些日子的《中国之命运》我倒也是读过，似乎是……”
庆哥压低了声音，但仍压不住轻蔑的语气：“那书是陶希圣写的。这汪精卫的黑笔杆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您想想这老百姓能从里面看出什么？老百姓在乎什么？”
看着我茫然的神色，庆哥端起茶壶又为我斟满，善意地点拨道：“李先生，我可能言重了。您说得也不错，民主、自由这些我们自然都是要的。可是您不能只这么说，也不能只那么干。您看看这路上走的，茶馆里坐的，您看看那门外几个可怜的唱曲儿的小姑娘，您怎么和他们说民主、自由啊。”
“要我说，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个盼头儿。老百姓没别的，就是希望活着有个盼头。有点文化的人，还想着国家有个盼头。像您这样留过洋的，说不定还想着这世界有个盼头。情同此理呀。”
“民国都三十多年了，给老百姓盼头了吗？您要问我，将来谁能给这个盼头，谁就能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叹道：“说是这么说，可这毕竟不是美国，能给老百姓希望就能选上总统。蒋主席手里有兵权，岂不是想剿谁就剿谁，哪容得他人跟他争？”
庆哥右手轻拍桌案，兴奋地说道：“您这可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之前也是像您这样想，可是最近碰到一些高人。经人一指点，还真是茅塞顿开。我给您画张图看看。”
说这话时，他右手食指蘸了一些茶水，寥寥数笔在桌上便勾勒出一个图形：“您看，这就是咱们中国。”
说罢，他又蘸了茶水，在这“中国”版图的一侧画了大大一条弧线：“现在国府在西南，线的这边。线的那边是日本人和伪军占的地盘。”
“所以照常理，日本人败了，这天下就又是老蒋的了。对吧？”
我点点头，这逻辑本是无懈可击的。
庆哥微笑着，右手抓起了盘子中的几粒小花生，左手则抓了他的茶杯放在了弧线的西南。“您看，这茶杯就好似中央军，好强大的，在线的这边。但是，您看仔细了，在线的那边，有这些小花生。”他边说便把花生从北往南地撒在了线的东方。
“这些花生可是要害。这就是共产党的地盘。从东北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乃至江苏，这些花生别看个头小，可是无处不在。”
“您想想现在老蒋的状况是什么？等着美国人把日本人打败了，我们也就跟着胜利了。胜利了会怎么样，所有的中央军，就像这茶杯里的水，都集中在西南，拱卫陪都。”
“在这条线以东这大半片沦陷区上，他没兵啊。可是共产党有。这些小个头的花生到时候就会派大用场。除非他老蒋有本事把沦陷区一片一片地打下来，要是只靠美国人把仗打赢了，然后下山摘桃子可就不容易了。”
“这么说，国共终究难免一战？”我喃喃地说道：“又得兵戎相见，玉石俱焚了？”
“李先生，您可否记得这旁边武候祠里面那副对子？”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自小便背得那副对联。
庆哥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他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对了，李先生，就是这对子。咱们中国人这几十年就没停了打仗，自己人打完了，小鬼子又来了，又接着打。死了多少人！”
“这仗总是打不完，为什么？老蒋强调军事，依我看这可是忘了古训了。您品一品这对子，攻心、审势，这才是要害所在。”
“老百姓要的是盼头，要的是田地、要的是生计，就算是他的几百万军队，那不也是老百姓吗？谁心里想打仗啊？所以说，如果大家都能审势，这仗也未必一定打得起来。不过，有时候牺牲也是难免的。”
他的脸色虽然严肃，但最后这句话说得却是平静。这话听着像是闲话一句，但细想起来却不是没有勇气的人说得出口的。我虽早已猜出他的身份，但却不便说破，便叹道：“我说什么也不想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你说这世道会变，就希望能把这内战的祸根除掉。”
庆哥有力地点点头。此时他自信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轻声说道：“旧的肯定会变，新的一定能来。”
说完这话，他看看表，该是到了分手的时分。
我伸出手，与他相握：“你和小竺要小心。帮我带个话儿给白莎，让她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在等她回来。”
庆哥的手有力而温暖，他笑道：“我们都会小心的。”此时他似是想起一事，便又低下头对我说道：“我听白莎说您父亲与张表老熟识？”
“他们曾在保路同志会共事。先父去世后，家里面遭了变故，家产被盗卖，还是表老出面帮我留下了组宅。只是近些年我一直在家乡，加上打仗，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最近刚刚聆听过一次表老的演讲。老人家虽已年过古稀，思维却是比我们还要向前，都是在考虑着中国的未来。您不妨去拜访一下表老，听听他老人家怎么说？”
提起拜访张表老，我心中却是有些忐忑不安。二三年回国后，亏得表老出面，帮着我留下了些祖产。可事情过了，我也却是自惭形秽，总觉得如去拜访他，会被人看做攀附名流、权贵，便一躲就是二十年。庆哥这么突然一提，却也让我左右为难，便推托道：“二十年未曾去拜访他老人家，这么去未免太唐突了。”
见我面有难色，庆哥开朗地笑道：“李先生虽然是放过洋的，可这老礼数却也认真得紧呀。不妨事的，我有朋友与表老熟识，先帮您打声招呼，便不唐突了。”
庆哥办事果然妥当，两天后便打来电话到旅店，告我已托朋友帮我禀告，表老说最近几日没有大事，邀我随时前往。事已至此，我便再有忐忑，终究还是懂得礼数，不可让长辈久等。稍事收拾，便前去张表老的驻地慈惠堂。
见着表老，刚要鞠躬行礼，他却是一把握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堂屋。
“慰慈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坐下后，表老还未等我开口问好，便责备了起来。
“我与你父相交十几年，你二十年不来看我这老朽，我也不怪你。可你怎么来都来了，还要绕个弯子，让旁的人引见？”
见我满面尴尬，难以回答，表老便摆摆手，笑道：“慰慈，莫怪我劈头盖脸便埋怨你。来了就好！二十多年没见，我这个做长辈的也照顾不到你，愧对你父亲了。你现今如何，快说来听听。”
如此我便将这些年的境遇说与表老。老先生听得甚是仔细，时而捋着长髯颔首，时而也为国事家事的境遇而叹息。
“慰慈，你这故事也算是代表着我们这一两辈人的境遇了。自清季以来，西风东渐，国家巨变。我们在海外游学，自然是看到了未来，但心却是故土难离，自然也难忘国家的苦难。”
“希望过了你我这俩辈人，国家便能走出这苦难。你呢，也应该多出来走走。现在为资源委员会做些事自然是好，但屈才了，太屈才了。”说到此处，表老满面惋惜之情。
“表老您过奖了。我本就不善交际，经历了先父辞世时的变故，就更是心灰意懒。能够守住祖上留下的产业，能够做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还能保住自己的一点坚守，就实是不易了。唉，我真的希望能安乐于山林，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与您这老骥伏枥的壮怀相比，真是惭愧了。”
“你深谙西文，又懂得科学，是国家难得的人才，才四十出头怎么就有了出世的念头？”
表老这话倒是把我问住。我这多年的毛病积存已久，但也没有仔细想过从何而来。我摇摇头，喃喃道：“这事我倒没有好好想过，可能还是先父的教诲吧。”
“唉，这事你可能还不完全知情，要说你父亲原本是极力支持立宪的。保路那次，他到得成都后，我们深谈了几次，确是感觉相见恨晚，他也满怀对新政的希望。”
“只是后来，辛亥起义之后，赵尔丰又纠集他的旧部朱庆澜哗变，闹得成都大乱，几乎破坏了革命的大事。”
“我们抓了赵尔丰，保路同志皆曰赵可杀，唯有你父亲坚持说既然是要推动立宪，便是要从新做过。他念着赵尔丰在西藏、在川西强力推进改土归流，收复了几千里的国土，便想要以德报怨。”
“我劝他说，即便是孔老夫子也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该是以直报怨才是正理。这赵尔丰有五大罪可杀。不说旁的，他杀了三十多平民百姓，便是害我们川人的屠户，必杀之才能祭奠革命先烈的英魂。”
“我们谈了一天，还是说服不了他，我也就只得作罢，由他独自回了自流井。事后他还写了祭奠赵尔丰的诔文寄给我，说是‘回天无力，谨述寸心’。自此之后，我们虽然仍有书信来往，却只是谈些诗词之事。他是再不愿和我说政治的事了。”
“慰慈啊，我不知你怎么看此事。我虽是惋惜你父亲这样屈了自己，但若是再有此事，我还是会杀这赵屠户。这样的屠户不除，哪来的民国？你在国外读过书，哪一国的革命不是要除奸惩恶。英国和法国杀了国王，美国也是把英国人打跑的。”
“慰慈，你莫怪我说这些。你父亲终究是个好人，所以我们虽然政见向左，但是交下了朋友。我这番话更是要你想想自己，莫要也就这么埋没了一世。”
“表老教诲得极是。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也是自己跑到重庆要来些事情做。开始本是极不习惯的，因此常告诫自己，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不舒服总是要克服的。”
表老颔首笑道：“这就对了。而且抗战胜利后就更需要人才，你要做更多的事才对。中国当日最首要的就是建立民主、建设经济，没有人才怎么行！”
听着表老这话不经意间切入了我此行的正题，我便把心中的困扰讲了出来：“近日和一个朋友摆龙门阵，说到了现如今世道在变，民主打败了独裁，我们与列强间也终于换回了平等。可是国共间难免一战。这话听了着实让我心寒。民国这三十年就没安稳过两天，如若内战再起，怎么得了。我们这些人又当如何呢？”
“民心自是希望和平，”表老缓缓地答道，“可是怕就怕当局者迷啊。”
“您是说委员长？”我压低声音问道。
表老脸上微露不屑，笑道：“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咱们随意讲。这战与和恰恰是在他介公的一念之间。”
“可是委员长也不该想战啊。他现在已是国家的元首，受全国的拥戴，何必挑起战端？”我不解地问道。
“慰慈啊，看来你确是在这政治一道上还需多多锤炼。你想想看，这政治人物能犯的最大的过错是什么？”
我思量此时他老人家这一问必有深意，可自己也只能是先抛砖引玉道：“是卖国，还是贪墨？”
表老捋髯摇首，点拨道：“你说的这些是罪，但不一定是错。罪是从政治道德上讲，错是从政治智慧上讲。罪在后世，却未必现世报，错在当下，可是立马出事。”
“我实在于政治鲁钝，还请表老指点。”
“慰慈，你看这当年的摄政王载沣，他既没卖国，也没贪墨，可却是犯了这大错。他拒绝提前立宪在先，弄出皇族内阁于后，而最终批准四川铁路国有，这是大错，是他没弄懂当时大清朝廷是谁撑着，而这支撑有多强。”
“表老您是说他错读民意？”我试探地问道。
“你这话对也不全对。前清那会儿又不像英美那样搞选举，自然无从谈起四万万众之民意。更何况那时民智未开，说实话四万万生民怕是也没几个敢去想改朝换代这大逆不道的事。可是啊，他摄政王没弄懂的是这大清朝下靠的是天下几百万士绅，而上靠的是各省的督抚和北洋的将领。”
“他做的这几件事，还是我那句话，其实都算不上罪过，可却是得罪了自己的根基—士绅们看到不仅立宪无望，连自家钱财都会不保，那文武大员看到内阁尽是满蒙亲贵，自知出头无日。失去这两层根基的支持，那大清朝完蛋就是迟早的了。”
表老这番大论我虽未即刻内化，却也觉着看明白许多，试着问道：“您担心委员长也会错读自己的支持。”
“对头！”表老手扣桌面，点头称是：“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介公这人格局逼仄，待人刻薄，原本是二流武人的才气。可偏偏抗战伊始，时事推助，不仅在国内是领袖，这又去了趟开罗，与英美领袖会盟，俨然世界巨头。”
“你想想，以他这二流武人之才，担承世界巨头之任，怎可能不误判。不要说是对共产党他会一心铲灭，就算是川中的刘文辉、邓锡侯、云南的龙云、晋绥的阎锡山、傅作义、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他都不会放过。与天下所有实力派为敌，他哪有胜算？”
说到此处，表老对未来的研判自是清晰无疑，可想着这国家内忧外患，日寇未除，而内罅已成，可却如何是好？
“慰慈，我和你说这些，并非是要你悲观避世。能看出这一层的社会贤达也不在少数。前两年我和黄任公
一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要中间力量发声，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防止各方误判。”
“现下陪都暗流汹涌，我们几个老家伙实在是想多争取些年轻力壮的人才，扩大民盟，搞成个真正的政党。慰慈，你要是有心为国家做些事情，这个才是能解救万民的大事。”
照实讲，若是在平日，表老这邀请我定会婉辞。不善交际是一节，而不懂政治是另一节。可是那日我却是答应表老认真考虑。心里想着庆哥既然安排我来见表老，那他们那边必然是支持此事的，而若这样，那白莎也必然会是支持的。成都此行虽说没有找到白莎，可既得着白莎安好的消息，又能加入民盟，做些与白莎同路相应的事，自也是欣慰。
成都拜访表老后，回自贡路上我特意在资中停下，准备探望在此的培云。谁知到了，培云却是传出话来，此时卧病已久，怕见了也是伤心。我本想坚持，却还是德诚劝我，客随主便，免得两相难过。
谁知回到自贡没几日，便收着了罗家的讣文，培云因多年肺疾，终告不治。虽然并无深交，可毕竟还是牵系着少年无忧的时代和早已故去的培真，心里自也是哀情难耐。事后琴生又复信告知，他母亲留下遗言，身后火葬，骨灰待国土重光后归葬北平，与刘公子同冢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