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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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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1946年三月中，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到十七日便放出话来，要把政协协议全盘地推倒。四五月间，国共在东北的四平厮杀起来，而六月份又在中原的豫鄂之地开了战。
还是六月，在南京的下关，便与重庆的较场口如出一辙，请愿的马寅初等几位先生又遭毒打。七月份更是不堪回首，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至纯至诚的先生，在四天里，前后血洒昆明。
到此，离开政协会的闭幕也就是半年，岂知民主却已是被活埋到了咽喉。民盟诸公仍是在为和平而奔走，总是想在国共间找到那不偏不倚的中间之路。这居中调停虽不见兵锋，几介寒儒，凭着颗颗良心，要挡住几百万大军的对阵，其实又何尝不悲壮。
十月间，国军攻下张家口。自此两方汹涌的潮水便都漫了上来。想走在中间不为左边或是右边的大潮所卷再无可能，抉择之刻终是到了。
国民政府宣布了国大开会的时间，又逼着第三方面交出与会名单。十一月，人称宪法之父的张君劢终是把民社党的名单交了出去，而张表老则是三电在南京的黄任老，坚持唯有政协全部程序完毕才能参加国大，就此原本共同追求民主宪政的民盟诸公也已分道扬镳。
那段日子里，我听了白莎的劝告，只是在重庆蛰居。没有随着民盟总部去南京，表老那里也少去走动了。我常问白莎何时能把我的产业拿出来，为国家再做些事。可虽是催了几次，白莎总是宽慰我不必太心急，以待时机。
我虽能大致明白白莎所谓之时机也是重要的，只是担心等得越久，这份产业就会贬得越甚，恐怕能做的便不多了。自从国府还都南京，原先仍心存一线希望的川内盐商终是看到自己再无翻身之日。
开春时余先生、侯先生、熊先生、罗先生发起我们自贡七家盐商准备组建四川盐业公司。这主意我本也是赞成的，毕竟在抗战之时我们这些自贡的盐商便已联手，自乡盐灶之间的拼争早已不再是首要的，大家拼的是为抗战多做些事情。如今抗战胜利了，可是川盐后撤，给淮盐让路，这对自贡的盐商便实在是极大的威胁，自然更应该同仇敌忾，为川盐谋条活路。
几位先生看重我粗通洋务和政治，便也希望我能一同入股，可我想着自家体量不大，又惦记着答应白莎要变卖家产一事，便推辞了，只是答应帮着几位先生联络出洋一事。
可事情一开始便不顺利。公司刚付启动，几家小盐商便放心不下，也不愿一同入股，自行成立了西南、中华盐业，以兹抗衡。力量散了，与下江的生意便更难谈。
几位先生看着情形艰难，便合计着一起出洋购买新设备，在井上改用真空制盐。为了这事，七家井灶共集了二十亿国币，准备用这钱去向中央银行兑换黄金。
可不知为什么，几次交涉却都是无功而返。无论兑换黄金或是美元，中央银行一概不准，而几家美国银行也不愿贷款。无奈下，最后盐务局好歹谋划了一个盐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事。
联手和购买外国设备连连不利，几家大盐商不久便开始借贷度日，像侯先生也是一改往日勤俭的性子，斥资起了一座大宅，过起了表面悠闲的日子。
说起那次去美国考察，侯先生原本极力想邀我同往，还特地计划在波士顿也停一程，让我能去看看楚娇和内森，也能故地重游。我思前想后，虽是动了心，最后还是作罢。
我无法赴美，侯先生自是十分惋惜，而楚娇也不知从何处听得消息，寄了信来，责怪我为何不去看他们。不过我能所籍慰的是楚娇听上去一切还好：
“舅舅：
来美已有几个星期，将将把诸事安排停当。我和内森哥忙了这一阵子，都累坏了，今日才有时间好好坐下来给您写信。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缠着您讲美国的故事。您不说什么，只是说一切都是不同的。以前我在心里怪您不愿意把故事讲给我听，来了之后才知道真是错怪您了。
四月十号，我们在旧金山下了船，转了火车，一路向东，路上的景色，那些高山、大河、峡谷、平原，真是没法用我们的语言形容。
内森哥在火车里和我说，他觉着您以前好像说过我们中国的书画和诗词和中国的山水是同根生的。这下到了美国，这些词句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贴切了。
到了波士顿，内森哥的父母去接我们。二老对我非常好，可不像咱们中国传说中的公婆。路上内森哥本和我商量，等到我们安排停当，他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搬出去自己住了。
可是看着公婆心疼内森哥的样子，我倒也有些不忍心。陪二老多住些日子也好，我毕竟还人生地不熟，一时让我独自一人照顾内森哥，还真有些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说到照顾，虽然内森哥行走不便，但他还是很照顾我的。初来乍到，有好多要学的，他说先好好地教我英文，然后还要教我开车呢。
他还带我见了很多朋友和以前学校的同学。虽然言语不是太通，但能和内森哥一块见朋友，才感觉真正是嫁给了他。不过内森哥见了同学后，有时心里也不是滋味。
昨天我陪内森哥去了哈佛的纪念教堂，悼念战争中的死难者。他那一班，是三八年毕业的，就有三十一个同学在大战里牺牲了。从这上说，我们也算幸运的。可是也有不少同学，胜利后回来，事业不错了。虽然内森哥嘴上不说，但我猜想他心里也有些难过。
前几天我们去了波士顿最好的医院。听医生讲，内森哥的背受伤虽重，但神经却不是完全断了的。尽管过了两年，现在有了新的疗法，可能还可以恢复得再好些。听了这诊断，我们都放心很多，只是还要有很多锻炼，不是几天就会有改观的。
前些日子，我们还去看了伊莎白阿姨和白伊姐。她们对我也很好，问了很多中国的事情，还说着让白伊姐也多帮帮我。
不知为什么，她们很少提到白莎姐，对白莎姐的近况好像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太想她的缘故，反而不知怎么问了。想起来，我也有些惭愧，就像白莎姐一样，非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妈妈和舅舅难过。不过我想着自己一定是会常写信给你们的。你们放心。
舅舅，今天要陪内森哥去做康复治疗，就先写到这里吧。您也一定要写信给我们。我听说您原本会要来美国考察的，可因为井上的事多又来不了了，心里难过了好一阵。若有机会您一定来看我们吧，我想伊莎白阿姨和白伊姐肯定也会非常高兴的。
我另外有信给母亲，请您代转。想念你们！
楚娇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号”
第一封信来过，我和幺妹也都是放心不少。忽然不到一个星期，却是又接着一封信，倒是让我们心里着实不少忐忑。幺妹拿着信，脚步蹒跚地赶到我这边，催着我快快打开。
我心里自然也是不安，打开信，忙着扫过去，却有些不敢相信，便又慢慢地读下去。这一读可是急坏了幺妹。想来她看我面色凝重，一言不发，心里担心有什么不测，竟是急得声音哽咽，堪堪泪下。
“哥哥，你啷个不说话。楚娇不是出事了？我就是说，不该让她嫁那么远。哥哥，你倒是说话呀！”
听幺妹声音颤抖，我忙着安慰她，自己却也止不住兴奋，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好事，幺妹，好事。”
“什么好事，”她忙擦着脸上的泪水，拽着我的袖口，催我念信：
“舅舅：
原本想再等些时候给您和妈妈报喜，可我和内森哥都忍不住了，也就不再等了。前一段，白天有些疲倦，胃口也不好，本以为是水土不服，也无大碍，只是不见全好。今天去看医生，竟是怀孕了。
舅舅，您还记着那次我们一起去天池寺拜佛？事后我问起内森哥，我们心里其实许的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想要个孩子。
老方丈为内森哥调治之后，他身体有起色，不过我还是劝他不要勉强，一切随缘。可谁知道竟然真的怀上了，而且医生推算，怕是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怀上了，现在有两个多月了。
十月怀胎，一朝落地，总是要生下来才能算是放心。我和内森哥刚得着消息的时候，在医院就约好了暂时‘保密’。可刚回到家，他先是忍不住，脸上总是挂着‘傻笑’，自然被二老先看出有些异样。没两句，他就‘招供’了。
二老自然是满心欢喜，可晚上，内森哥却还是不让我告诉家里。我自然生气，还和他吵了一架。他只是说远隔万里，说早了，万一有些闪失，您和妈妈不在身边，只能是心里着急，更是不好。我虽然知道他的话也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干—为什么他告诉了父母，我就不行。吵了一晚上，我们累了，也都扑哧地笑了。
最后内森哥就跟我说，写信报喜也好，最好还能拜托妈妈和舅舅去天池寺再帮我烧烧香，保佑一下小宝宝。他既然这么说，我们也就和好了，然后，我也睡不着觉，就赶着把信写好。
内森哥在中国受了这么多苦，终于有了孩子，这也真是佛祖怜爱我们。我们虽然离着远，却也一起给佛祖磕了头。在佛前还愿的事，就拜托舅舅了。
楚娇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号夜”
接了这信后，幺妹隔三差五便去天池寺烧香礼佛。虽是如此，可她脸上却少有畅然的笑意。我原猜想她是担心楚娇的身体，可直到十二月初，小内森平安降生，仍是不见她脸上的笑颜。
这之后，想是因为照顾内森和孩子家务繁重，楚娇的信也少了。想想看，或许这便是幺妹伤感的原因，儿女虽说幸福，却不能在膝下承欢，即便是犹如我们中国人的期盼，子孙满堂，却也未必能逃开衰老时的寂寥。
楚娇走后，年轻一辈中便只有白莎和她的朋友们还在走动。庆哥和小竺办了婚事，到得四六年底，小竺也生下一个女儿。
四七年的旧历年早，一月二十一号就是除夕，又正好是孩子满月，我便叫了白莎和琴生同去祝贺。小孩子下巴圆圆的，活脱脱是小竺的样子，可两道眉毛却似男孩子般浓重，更有几分庆哥的英武。女孩子便是安静，也不在意周围大人们的谈天。晚饭过了，她自顾自地睡着，长大了也该是个体贴人的姑娘。
孩子有个很别致的名字，叫卢珊。我问庆哥这名字是否有讲。他笑着答道：“这可是小竺的主意，让她说吧。”
小竺轻柔地抚摸着卢珊的小手，凝重地说道：“有位德国的女政治家，是我和庆哥都最敬重的。她的名字是Rosa，我们就取了个中文的谐音。”
聊着聊着，大家忽地提起去年的春节，此时便没得那么热闹。庆哥帮我点上一支烟，拉着我走进了外屋，问起了井上的生意。
“现在自贡的盐业也大不如前了”，我叹道，“就只靠着官收还有些保障。不过官收也不知能撑到哪天，要是连这个都没了，那就只能等着倒闭了。”
庆哥点点头，轻声道：“我听行里的同事说，回去参加接收也是一团糟。敌产、伪产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有法子的人收了大笔的房产，可沦陷区的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过，把伪币换成国币，真的就不剩多少了。”
“是呀，我就想着，这年头，生意不做也罢。我和白莎提过，要是趁着这盐业还没全败，把井卖了，换了钱还能帮你们年轻人做些事。旁的不说，就是乡下的学校也该翻建了。”
说到这儿，我忽地想起和庆哥在除夕夜的约定，笑道：“咱们不是还有个约定吗？学校要是翻建了，请你去帮着一起管。我挂了校董的空名号这么多年，也没好好地管着。要是能找着你这样的帮手，我就放心了。”
庆哥会心地点头，慢慢地说道：“李先生，说实话，这几天我还真想着这事。有了孩子，更想着能有个安稳的生活。”
听他这么想，我心里也是高兴，便忙着道：“这便是最好了。其实我也觉着这生活，从小处说，自然是安稳，可要是从大处说，那也是圣人期望的。你要也这么想，过了年我就去安排。小竺原本就是咱们自贡人，孩子在家乡长起来也蛮好的。”
庆哥笑笑，夹着烟的手摆了摆，可脸上却是有几丝遗憾：“李先生，恐怕得过一阵子了。银行在万县的分行要扩大，周边几县的业务也要做起来。我家就是川东的，自然是躲不过，过了年就得下去了。”
我心里一紧，不想又一个朋友就要离去，抬起头，看着他坚毅的双眸里却是没有丝毫感伤。我一时语塞，只是支吾地说道：“怎么就要走？听说下面条件艰苦，你刚有孩子，上峰总会照顾照顾的。”
看出我的担忧，庆哥面浮微笑，忙着宽慰我道：“其实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到那边，离老家近，有些事也方便办。”说此话时，他眼中闪着一种异样的坚毅之光。看着那神采，我渐渐明白，或许这并不是寻常的升迁。
庆哥见我手中的茶已凉，便帮我倒掉，又仔细地斟上了漂着热气的新茶：“李先生，我到下面去，有件事可还得请您帮忙。”
庆哥放下自己手中的茶杯，把椅子拉近，轻声道：“我听白莎说，您家的盐号在万县也有生意？”
“有倒是有，只是不太大。从来都是柜上在管，我倒都还没去看过。”
“那往来的帐务如何处理呢？”
我搜寻着自己的记忆，喃喃地说道：“我记着应该是每月一次有伙计到各处去收帐。我家的井就那么几口，帐也还算简单。几家大的盐商倒是和银行有协议，只是这十几年时局不稳，好似银行也不太可靠，你问的是此事？”
庆哥会意地用手指轻击桌面，说道：“就是此事。我们毕竟是大银行，横竖不会出事的。大家熟识，您要是在我们这儿开个户头，只需转个帐，在重庆一样可以收取。行里每三天还有专门的邮递来重庆，需要邮个信件也方便，比邮局还保险些。”
寻思着庆哥的话，我虽不全明白，却也能听出这怕就是白莎曾说过的，我留着盐井所能做的。我没再犹豫，也不需多问，心里清楚这便是该做的事。
“川盐现在要从两湖退回来，川内的业务就更得仔细了。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淮盐回到湖北，下一步说不准就会顺着川江而上。下川东是首当其冲，在万县布下一子倒是好棋。过了年，我就办这事。你要是需要，我便再说动几个盐业同仁都到万县发展如何？”
庆哥爽朗地笑笑，双手一拱：“李先生，感谢您帮衬，您新岁生意兴隆，我们也就跟着发达了。”
从庆哥家出来，我把白莎和琴生送回了民权路。此时刚过八点，夜色已浓。车在街边停下，白莎看着我说道：“舅舅，上来坐一会儿吧。”
我稍有迟疑，怕她只是客气，若是上去了，反而扰了她二人独处的时间。白莎必定看出了我的心思，握着琴生的手，笑着道：“舅舅，今天不是过年吗，就我们两个在一块也怪孤单的，你在这儿和我们说会儿话，好吗？”
琴生的手握在白莎手中，他心里也必定是被点通了，热情地点着头，也劝我能多留几刻。看着两个年轻人，自己心里也涌起了一团热流，欣慰在愈发孤寂的生活中还存有这片温馨的亲情。
白莎让琴生在前，先去开门，自己则挽着我的胳臂，慢慢地在只有晦暗微光的楼梯间里爬了上去。我自较场口受伤后，目力还是有些受损，夜里看东西犹是不清楚起来。我并未张扬此事，可细心的白莎必定是看了出来，特意地陪我缓步而行。
此时琴生已走在楼上，白莎在我耳边低声问道：“舅舅，庆哥问您的事您答应了？”
我侧过脸，在昏暗的楼道里却看不清近在咫尺的白莎。虽时看不清，却能感觉她手上传递着的期盼。
我点点头，也压低声音：“答应了。我还答应他再说服些其他的盐商，一起都在万县开分号，把户头就开在庆哥那里。”
虽看不清白莎脸上欣慰的笑容，但她手上有力的一握却让我再不怀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此刻虽身在黑暗之中，我却觉着光明便在我们彼此心中相印：“我会让柜上尽量多存些钱在万县，反正我这儿不急着用，你告诉庆哥，都由他处置就好了。”
白莎的声音此时已低得犹如呼吸，我想我是用耳和心同时在听：“舅舅，谢谢你。另外，你能把这当成只是咱们两个间的秘密吗？”
我和她之间的秘密，我自然是不会拒绝。此时我才明白，即便是身边的爱人，白莎也没有说。想着自己已不再是在黑暗中等待着残年走向尽头，而能把此后的日子交给一个梦想，交给可以信赖的人，这便是最大的欣慰了。
白莎这里，有些日子没有来过了。掌上灯后，看过去仍是像我初次见到的那样，泛黄的四壁，简朴的装饰，顶天的书架，仅此而已。
“白莎，怎么不再置些家具，”我问道，“不说别的，为了抗战胜利也可以庆祝一下，犒劳犒劳自己。”
听了我这话，琴生抬高了声音，笑着道：“你听，舅舅也这么说。可不是我只顾享受吧？”
言罢，他转过头，无奈地望着我叹道：“舅舅，我拿她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几次了，发了稿费，我说这是咱们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去置办些家具，她都不答应。”
白莎把手放在琴生的双肩上，按着他坐下，一半爱怜、一半埋怨地说道：“这不是以前都说好过的吗，怎么又在舅舅面前告我的状？我不想置太多的家具，一个是怕你总是想着这些事，太劳累，对身体不好。再说，我们要是搬家，这些家具不就变成了累赘。”
琴生右手斜过胸前，握住了搭在左边肩头白莎的手，脸朝着我，露出了一丝自嘲的苦笑：“舅舅，您看，每次都是这样。还是您这长辈给说说吧。”
听着白莎提起搬家，我心里掠过一阵不安，抬起头，与她四目相视间，却似是看到了确实的消息。我按下心里的不安，有些迟疑地问道，“怎么？要搬家吗？不过换个大一点的地方也好？”
琴生转过身，回头仰望着在身后站着的白莎，似也在询问着同样的问题。
“搬家总是会的，估计是个早晚、远近的事。要只是在重庆市里，那就不必了，这里小一点，可还是方便。要是去了别的地方，倒不如轻装简行。我们光只书就是几大箱子，再拽上家具太累赘了。”
我低下头，半晌没说出话来。白莎自然是明白我心里难过，却也是一时语塞，说不出劝慰我的话。我摇摇手，黯然叹道：“我没事。其实年轻人，四海为家也是应该的。你们就更是不同了，只是这一年多，大家都散了。抗战时能聚在一起，虽然是受苦，却也有一种乐。现在胜利了，可却怎么都再找不回原来那种幸福了。”
这话出了口，我却也后悔了，只低着头不愿面对他们二人。白莎原本便不是自家的孩子，却没缘由听我这般絮叨。我双手下意识地摸索着桌面，不知在找寻什么。
白莎转过身，拎起了五屉柜上的白色粗瓷水壶，给我斟上了茶，自己也坐在了我身边。
“舅舅，其实我们也盼着这一段能快些过去。我们这也不算什么。你听庆哥说了要去万县？”
我点点头，说道：“他说可能过了年就下去。唉，这也真是的，他孩子那么小，就要分开。我问他为何不申请待在重庆，他却是说这去万县是他自己要求的。”
白莎垂下眼光，轻声地说道：“他没都说？”
“没都说？”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不知这未说完的话后面还会有怎样的难言之隐。
“他先去，等到孩子断了奶，小竺也去。孩子到时候恐怕只能交给亲戚先带着了。”
我惊愕地看着白莎，一阵心酸涌了上来：“这，这怎么会？孩子这么小，做父母的怎么舍得扔下她？”
白莎摇摇头：“庆哥说那边的工作很重要，他们必须去。”
“你们的事，以前舅舅不明白。这两年我自己经历了这些事，也明白多了，我是从心里佩服的。可，可这孩子也是要紧的。做父母的怎么忍心啊。”
“其实不要说是你，就是我听了心里也难过，可是庆哥和小竺都是劝不住的。”
白莎顿了顿，眼睛只盯着桌面：“庆哥还说，万一他们回不来，将来让我们多照顾卢珊。”
“万一回不来”，我心里反复地回味着这五个字，想着他们初为父母，要怎样的勇气才能在未享天伦前便这样说。再想想，难道白莎和琴生也会有这回不来的可能？这念头像是一块石头，紧紧地压在了我的心上，让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沉闷。抬起头，却见着白莎的眼里已然噙着晶莹的泪水。
“白莎、琴生，你们要是把我真是当成长辈，就听我一句好吗？看在我们这些老人的份上，别去了。国家能有你们这样的人才，太不易了。”
白莎扬起脸，眸子中闪动着热烈的神采：“可是舅舅，你不是也为了自己的梦想差点遭了毒手吗？还有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
我奋力地摇头，哀声道：“不一样的，这事不一样的。我们都这个岁数了，人老了，怎么都无所谓了。可你们还年轻，刚刚成家，还要生儿育女，还要给国家做事，难道就没有旁的办法？”
“舅舅，咱们都没选一条容易的路。圣经上说‘门是那么小，路是那么窄
’，不是吗？我们都不是没有办法，既然选了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
此时琴生正要给我续茶，白莎却用手止住了他。她侧过脸，说道：“舅舅，这么多年，难得就你和我们一起过年，一起喝一杯吗？”
“一起喝一杯？”我似是还没有从此前的沉重中解脱出来，直到看见琴生从柜子中拿出一只泥胎瓶子，家乡的老窖那熟悉的影子却是不会看错的。
“舅舅，”琴生手里踮着酒瓶，深情地说道，“白莎存着这酒好几年了，原本说是办喜事的时候用。可后来，我们俩都不想张扬，就没办事，酒也就一直存到了现在。”
接过琴生手中的酒瓶，在手中反复翻转。仔细端详，确是家乡的特产，瓶口的封泥上还印着自流井城里庆祥老号的印记，看样子怕是有十年的陈酿了。
我把酒瓶交给白莎，心里念着一定要忘却适才的悲情：“白莎，打开吧。既是过年，也算是喝一杯你们迟到的喜酒。”
此时窗外响起了连绵的爆竹，一道道闪动的光划破夜色，映红了素色的窗帘。沉默中我不知自己喝了几杯，直到白莎的手按下了我手中的酒杯。
“舅舅，还是留点儿到明年吧？”她微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