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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军勾结蒙人，以军火资助其图谋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之事件后，日本驻关东军总司令部矢口否认。张作霖即日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通告各国公使，未经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委员会之允可，任何人单方面以外蒙林矿抵押之贷款协议均属无效。蒙古省政府王树翰省长还电请中央，要求严厉惩办私借日款之喇嘛。
决图分裂之蒙古见王公劣迹已现，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前王族势力代表博克多格为首脑、“外务部长”隆奇格、前“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喀尔喀盟盟长副将军何贝等一批残余分子纠集三千蒙人，趁乱抢出被囚禁的哲布丹尊巴，拥戴活佛向恰克图进发，意图两面夹攻以协助打开白俄恩琴进军库伦的通道。
张汉卿虽然知道此时蒙古驻军兵精粮足，胜券在握，但深知此役为史上蒙古最终独立之前兆，不敢怠慢，电令驻张桓（张家口）之张景惠第16师严阵以待，静观时变。一边电令戢翼翘“对此叛国分裂之跳梁小丑，应集中优势兵力，以最大火力消灭其主力，务要全歼，不使漏网。冀希望此役平定蒙古分裂源头，永保我北方疆域安宁。”为安全起见，接着便电令张景惠部准备北上援助，以防事变。
戢翼翘一边令恰克图守军固守，一边以2个骑兵旅从左右掩盖，亲率“安蒙军”主力旅攻击前进，将敌军围在从库伦到恰克图之间狭长的山谷中。激战数小时，蒙古分裂军伤亡大半，余部乞降。“安蒙军“俘虏了哲布丹尊巴活佛以下近千人，浩浩荡荡押回库伦。
张汉卿极端痛恨这些引狼入室、为利益不惜为虎作伥的汉奸、蒙奸，在知晓战况的次日，即以西北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戢翼翘发电：“对叛乱之各人等，当以分裂国家之重罪，明正典刑，严厉惩处。”
经审讯，各人对意图反叛之事供认不讳。10月15日，蒙古省军政委员会以叛国罪将所俘千人枪决于狼居胥山下，并树碑纪念。
在处理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问题上，意见纷纾中央政府、张作霖均来电询问张汉卿之态度，隐约有活佛影响很大，宜妥善处理为要的想法。人民军内和党内也有不少犹豫意见，认为活佛在蒙古人心中有巨大影响，为稳定局面及不引起噪乱，建议从长计议。张汉卿不为所动，坚要处死。他于次日通电全国，表明立场：“凡分裂我领土者，国人皆可曰杀。彼哲布丹尊巴曾贵为蒙人精神领袖，然不思为蒙人谋福利，却屡为屑小所乘，更有甚者，以出卖蒙古重大利益、分裂国家为代价，决图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天幸我中华不灭，人心思统，兵祸寻平。此一事件或可给国人一个警醒：中国虽大，容不下一处分裂。法律无情，人人平等。张汉卿为国家民族计，坚请中央撤销其一切称号，明令处决，以儆效尤。”
此事件已天下皆知，举世震惊。时英、日政府均向靳云鹏政府施压，要求赦免哲布丹尊巴活佛。英人以西藏达老赖活佛事，恐开先例；日本则忌惮蒙古活佛既灭，断其一爪。然而张汉卿不为所动，他坚称“在此乱世，须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既可给分裂分子严惩打击，亦可表明我政府之强硬态度”。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命令戢翼翘立即处决之，并公告全蒙古剩
活佛既已伏法，日军西进的梦想破灭，且白白丢失了巨额和大量军械，反便宜了奉军。于是抓装晖春事件”不放，以设法在东北部契下钉子。然而张作霖已非昔日仰仗日人鼻息的“东北王”，在事关大本营安危之事上寸步不让。双方陆续派兵至此，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会聚了大批的军队。
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近15万人的庞大兵力。
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皇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 8% ，农业则下降到35。 1% ，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好在张汉卿洞晓形势，也愿意用这难得的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在亲返奉天与张作霖充分沟通后，张作霖在《奉天日报》上以“国统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张作霖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于12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看起来好像将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不过经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张作霖的底牌，在与他打交道时，也不敢轻易触到张大帅的“虎须”。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场后，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军，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