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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做“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做“紫药水”,把蓄电池叫做“电药”,把安培表叫做“火表”,把搪瓷杯叫做“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做“拉喂子”,把口哨叫做“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吧嗒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嗯
当时听说边境紧张,公社部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挖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中国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一定要抢在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任务。
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上土。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木柄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镐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箢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上,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只照亮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亮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亮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挥镐不已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水吸入我的鼻孔,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用手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巧软和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只是事后的想象。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搂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缓过劲来,她也回到了性别之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踏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想象过她的一只手,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穿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卧着,任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之处气喘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鼻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鱼眼睛里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者一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已。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丢人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做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在回忆中弥足珍贵。也许房英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的惶恐,出嫁之时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吃糖果的娃崽,慌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她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送嫁队伍挑起嫁奁,背着新锅,在一些娃崽吵闹追赶之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远处送亲的唢呐突然吹响了,吹得满目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哭的理由。我哭自己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封事关招工前途的重要信件,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nai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