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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同是鲁庄公，正文要提到的，其中是庄公之父，桓公姬允，不是姬同。第二条，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写的，齐灵公明明在此事之后还在位二十多年，怎么就给写挂了？声孟子和庆克通奸，是《左传》明史记载的，当不会有误。关于庆克之死，表面是上国佐和庆克之间的矛盾。庆克与声孟子通奸，国佐劝之，庆克忌恨，告于声孟子。声孟子后来借鲍牵不放灵公入城一事大作文章，构陷国佐。国佐后来一怒之下杀了庆克，而且用的是齐国精锐军队。然后国佐又突然叛变，但不久又和灵公达成和解，这就很让人怀疑这是灵公与国佐演的双簧计。
因为灵公、声孟子、庆克之间的八卦在正文中一笔带过，主要写的是庄公与棠姜通奸，所以没有写得详细。关于这一段，重读一遍后，发现写的比较乱，非常抱歉。在很多情况下，声孟子都是被当成齐灵公的母亲，顷公的夫人，来自宋国。但声孟子更有可能是齐灵公的夫人，齐庄公的母亲。《列女传》最后一卷有齐灵声姬篇，说声姬（即声孟子）是鲁公的女儿，太子光（即齐庄公）的生母，号孟子。《左传.成十七》虽然提到了声孟子，但没有讲到声孟子的身世。综合来看，声孟子应该是齐灵公的夫人，而不是母亲。
这一篇写的是宫闱八卦，其实春秋还有许多值得八的宫闱秘闻，只是限于篇幅，只能挑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大致讲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专八这个话题。从史实文字上来看，“庄公通之（棠姜）”，如果没有棠姜的投怀送抱，庄公不可能如此顺利，应该是棠姜在抵抗不住庄公的骚扰后，通过考量，觉得和庄公暗中勾搭，也算是给自己上了一道双保险。但后来老公崔杼怒了，棠姜就不想再与庄公往来了，毕竟崔杼不是好惹的。
非常喜欢饮酒，特别夜深醉酒归来，正如嘉靖所形容的，空旷的大街无人的夜，微明的月，数声犬吠，这个意境实在太美。在路上唱着跑调的歌曲，或吟哦着自己初作的诗词，人生常如此，确是一种乐趣。酒不能不饮，但不能多饮，闲时小饮几杯，足矣。
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喝茶，这都不能强求，酒有酒的乐趣，茶有茶的乐趣。酒浓烈，茶清淡，各是人生的美丽。狼饮酒往往是小饮慢斟，这是喝白酒时的状态。喝啤酒时，都是大碗价筛来，以手撕肉大啖之。当然现在没筛酒了，若能学渊明那样，以头巾漉酒，卧南山之侧，饮天地以苍茫，这是何等的风雅。
女人饮酒，另有一番风雅，像老年李清照那样常常醉里横行街头的不多。现在女人饮酒，以红酒居多吧，不是很了解。看影视时经常看到，几个女人坐在酒吧的吧台前，一边转着转椅，一边拿着长脚酒杯喝酒。
南方人其实很能喝酒的，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北方人也不擅饮酒的。湘川的性格相对比较浓烈，有侠士之风，可能饮白酒多些。江浙的性格相对清淡一些，有文士之风，可能对白酒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江浙多茶，可能饮茶更成风尚吧，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二十吴楚柏举之战（1）
说到吴国，虽然吴王在周王室内部的爵位排列仅仅是子爵，但要论起血统，却是齐、楚、秦等异姓诸侯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因为吴国始祖太伯是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姬昌的嫡亲伯父，吴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姬昌的父亲季历是太王幼子。
如果按嫡长继承制，吴太伯是应该继承太王权位的，但因为三子季历贤明，而且最要命的是，太王特别喜欢聪明可爱的孙子姬昌，早有打算把位子传给季历一系。
吴太伯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继承父位，一赌气，和二弟仲雍离开岐山，前往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与当地的千余家荆蛮打成一片，荆蛮人“义之”，便拥戴吴太伯做了老大，号称句吴。
吴太伯是光棍一般去句吴的，所以他必须让荆蛮人表示自己的诚意，从荆蛮之俗，“文身断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国的姬氏子姓与中原的姬周王室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中原人也以荆蛮视之。
吴太伯虽然建立了句吴国，但实际上吴国的王室子孙都是吴太伯的二弟，即仲雍的后人，因为太伯无子，所以仲雍继位称王。
吴国地处偏远，经济非常落后，直至传到仲雍的第十九代孙姬寿梦，情况才有所改观。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和重臣子反不和，绕道晋国来到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军队，特别是战车部队的组建，使吴军的战斗力急速提升。
随后吴国开始和中原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晋国出于制衡楚国东翼的战略需要，也开始大规模援助吴国。吴国有了雄厚的本钱后，野心不断膨胀，开始对楚国动手动脚。在寿梦时代，吴国只是处在大国崛起的初期，还没有能力对楚国进行战略威胁。不过寿梦虽然在历史上没什么知名度，但他却有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儿子——挂剑践义的季札。
季札的侄子姬僚（即吴王僚）即位后，吴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与楚国抗衡的实力。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兼具雄才大略，经常率兵伐楚，搞得楚国鸡飞狗跳。特别是与楚国有杀父之仇的楚臣伍子胥奔吴之后，被公子光当成活地图，吴国的伐楚之势日渐紧促。
楚国由于昏君楚平王在位，内政乱七八糟，对外基本没有作为，特别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后，楚国更是一片混乱，吴王僚已经嗅到了肉饼的香味。不过他已经没机会张开大嘴吃肉饼了，他的堂弟公子光发动了著名的政变，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
阖闾虽然得位不正，但他还是继承了吴王僚对展战略生存空间的对外政策，对楚国大打出手。公元前512年，吴国大举伐楚，这也是孙子出山后的第一战，战果辉煌，在第二年，吴国再次从楚国身上咬下两块肥肉，“取六（今安徽六安）与灊（今安徽霍山）”。
楚昭王熊轸可以说是春秋时代楚国最杯具的一位君主，成王、庄王时代的楚国与晋、齐争雄天下，何其霸气！而熊轸却每天都要面对着吴人无何止的军事骚扰，弄得焦头烂额，史称“无岁不有吴师”。吴国的三驾马车体系已经打磨完成，三人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成为楚国新的噩梦的开始。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吴国要争霸中原，可以走淮河北上至宋鲁等国，没有必要对楚国动手动脚。
但老话常讲：卧榻之侧，谁能睡得着！现在楚国日渐衰落，如果不及时打掉楚国，等到楚国中兴，就能对吴国的西线战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对吴国来讲，最有利的就是趁吴渐强、楚渐弱的有利时机打掉楚国复兴的希望。
公元前508年，在伍子胥“多方以误之（即孙子所说的十二条）”的建议下，吴国三巨头合力挖了一个大坑，指使舒鸠人（今安徽舒城附近部落）引诱楚国伐吴，将由大将囊瓦率领的楚国水师骗到豫章，趁楚师不备，将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并巧用声东击西之计，又从楚国身上割下一块大肥肉，占领了军事要塞——居巢（今安徽）
居巢盘垣在楚、吴、蔡、唐等国之间，这就给吴国交通蔡、唐等国提供了便利。在春秋中前期，蔡国是公认的楚国附庸，毫无外交自主权。现在楚国要完蛋了，蔡国当然要另找一个墙头蹲着，吴国自然是不二人选。
阖闾已经意识到了蔡国的战略调整，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开始和蔡唐等国进行战略合作。阖闾久有横平天下之志，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首先征服楚国，而欲先平楚，必先平蔡、唐等楚国的战略外围。伍子胥和孙子都明确告诉阖闾：“现在楚国军事统帅囊瓦为人贪暴，蔡、唐皆不附，不如趁机伐楚，得蔡、唐而得楚。”
从寿梦时代，吴国就已经制定从楚国夺取生存空间的大战略，历经数十年的苦战，吴国初步取得了对楚作战的战略先手，现在的形势明显对吴国有利。楚国权臣当道，朝政混乱，朝政混乱，阖闾知道，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是时候对楚国发动战略总攻了。
公元前506年，也就是阖闾即位后的第九年，他召开了三巨头会议，与伍子胥、孙子商讨伐楚事宜。阖闾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意图：“吾欲复出击梦，奈何而有功？”红线已经划好了，只有怎么打的问题，没有打与不打的问题。
伍子胥和孙子联名提出了一个制楚战略，就是“远交近攻”，即联合蔡、唐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吴国的情况系统已经查明情况，蔡、唐二国已经对楚国恨得咬牙切齿，就等着吴国出兵，二国将极力配合吴军的行动。
唐、蔡的宗主国其实是晋国，只是晋国远在中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吴国就在楚国东侧，也只有吴国有能力为他们报仇，所以二国很痛快地答应了吴国的条件，三国正式结盟。
在公元506年的冬天，三国联军宣布对楚作战，不过蔡。唐都是打酱油的，主力还是吴军。这次对楚作战是战略性决战，阖闾也几乎掏出了自己全部家当，“悉兴师”，大致五万人左右，但和楚国的二十万军队相比，还是处在劣势。阖闾是在赌博，一旦输了，就将倾家荡产，对阖闾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零和游戏。
二十吴楚柏举之战（3）
正因为双方实力有差距，所以吴国尽可能的缩小差距，吴军并没有单独在楚国东线与楚国决战，而让唐、蔡两军从楚国北线作战，以二国的那点虾米兵，如果单独与楚作战，还不够楚人塞牙缝的。
唐、蔡地处楚国偏北方向，处淮河之滨，吴军在邗沟（今江苏扬州）乘舟沿刊沟（今京杭大运河的苏中段）北上，然后在今江苏淮安除处进入淮河，再溯淮西进，与唐、蔡二军会合。
如果舍远求近，吴军也可以要求唐、蔡二军沿着吴军北上的水路顺行南下，在邗沟与吴军会合，再溯长江西上，抵达后来吴楚决战的柏举。吴军舍近求远，应该是吴国最高决策层考虑到了晋国的因素。
在此年的春三月，晋国曾经召开了一场江湖武林大会，号召天下诸侯共起而诛楚，但晋国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没有实质动作。吴国不排除在吴国对楚作战后，晋国会改变战略，派兵与吴国联合作战。这只是一种可能，但吴国不会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晋国身上，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这年头没有救世主。
三国军队会战的地点在豫章，也就是现在豫徽两省交界处的淮南山区，紧依大别山区，但这里并不是吴军预定的主战场，而是汉水东岸，距离豫章约有二百多公里。
不过吴军似乎并没有渡汉水而击郢都的打算，而只是夹汉水与楚军对峙，因为吴军并没有过河用的大型船只，却带来许多战车。吴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引诱楚军过河，寻找机会歼灭楚军主力。
需要说明的是，吴军从豫章直插至汉水东岸，采取的是跳跃行军方式，绕过三关（即大隧、直辕、寘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东端），和解放战争中的神来之笔——千里跃进大别山有异曲同工之处。
吴军穿插行军，在战略上非常大胆，但在战术上，是要冒着被楚军穿插至吴国身后“关门打狗”风险的。吴国三巨头欺楚军主师囊瓦贪暴无能，事实上楚国并非没有军事天才，比如提出对吴军“关门打狗”战术的左司马沈尹戌。
沈尹戌所处的时代，正值吴兴楚衰，以楚国的国力，根本无力阻止吴国的强势崛起，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对吴用兵的。
公元前518年，楚昭王熊壬不顾国内的上昏下暴，民不聊生，轻率地“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就长叹：“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事实也证明了沈尹戌的判断，吴军将楚军打得找不北，并吃掉了楚国的重镇巢、钟离。沈尹戌再一次作出预言：“亡郢之始，于此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