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功与过】

大泽天下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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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孔子已经被严重神话,但同时孔子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也被后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变得庄严却失去趣味。后世流传一句著名的话,即“以德报怨”,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人问孔子的原话。

    《论语.宪问》中的原话是,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夫子以为如何?”孔子的反问非常精彩:“(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接着,孔子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

    “(面对仇恨),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的通俗些,就是孔子认为别人对你自己样,你就对他怎么样。对方有恩于你,你就必须报恩,对方伤害了你,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伤害他,一报还一报,天经地义!

    孔子这些年在国外流浪,一直得不到重用,实际上和他的火爆性格有很大关系。孔子有经天纬地才,又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每到一国,都是当地庸猾官僚们的最大敌人,这很好理解,谁也不欢迎一个来抢自己饭碗的洋和尚,都会想办法阻止孔子受重用,否则自己只能喝西北风。

    晋文公姬重耳游历诸国,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国,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晋国即位的。孔子不一样,他是鲁国人,但为了实现理想,孔子是可以改换国籍的,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欢迎。孔子说自己是“丧家之狗”,半是戏谑,半是对现实的无奈。

    世人很难想像,孔子这样名闻天下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居然会挨饿,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根据《吕氏春秋.任数》的记载,孔子在陈蔡游历时,曾经七天没有吃到米饭,饿得前心贴后背。

    还是学生颜回到外面讨到了一点米,回来煮着吃,颜回已经饿得两眼发绿,偷偷的吃了一点,然后捧给老师进食。以孔子这样的胸怀大度,在他偷看到颜回吃米时,都认为颜回是在偷吃东西,可见孔子已经饿成什么样了。

    后来孔子游历楚国,也是跟叫花子似的,到处讨饭吃。有个渔父看孔子实在可怜,就送给孔子几条鱼,孔子碍于面子,坚辞不受。还是渔父说天气太热,距离市场太远,卖了也没人要,扔了又太可惜,不如送给老夫子食用,也算一件功德,孔子这才勉强接受。

    孔子的伟大之处恰就在这里,以孔子的特殊社会身份,只要他肯低头,与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污,什么样的富贵他得不到?但孔子的道德底线不容许他这么做,孔子是个好名之人,他曾经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风而立的松柏,而不是秋风一过便黯然扑地的枯草。

    孔子入卫、入陈、入蔡、入叶、入楚,游历了大半天下,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以说是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历经风霜,黄尘扑面,车马劳顿,甚至有陈蔡之厄,饥于乏食,但枕于江涛之畔,观红日初升,望斜阳断雁,这样的人生,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政治上,孔子已经不对中原诸国抱有什么奢想了,他甚至有“浮海而居九夷”的想法。所谓九夷,有一说是南方楚吴之南的夷族部落,但如果要去此地,是用不着坐船浮海的。《汉书》的解释比较合理,九夷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需要坐船过去。

    孔子欲去九夷,一方面是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建一个不被世俗所打扰的居所,另一方面,孔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想做一个政治家。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浮海去九夷,但他心中依然保留着一块乐土,那是属于他自己的。

    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那他的下一站,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至少回到鲁国,远比到处流浪更能得到机会。实际上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即将到七十而随心所欲的年纪,政治上的伟大抱负,终究敌不过“叶落归根”的游子情怀。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当一行人乘坐的马车踏进鲁国国境的那一瞬间,想必胡须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万千,孔子也清楚,以他这个年龄,是不可能再周游列国了。如果能终老于鲁,叶落归根,葬于父母之侧,孔子此生不虚活矣。

    孔子能回到鲁国,和他在鲁国做高级将领的学生冉求向执政的季康子推荐有关,但鲁国执政对孔子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尊而不用,也不敢重用孔子,毕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场中人能吃得消的。

    季康子给孔子安排了一个“从大夫后”的职位,相当于元老院顾问,享受老干部离休待遇。这么安排,即保全了孔子和鲁国执政的面子,又能保证孔子就鲁国施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举两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较激进,他是鲁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执政,对加快春秋奴晚期隶制经济制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改变“田赋”。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将完全破灭,所以孔子是极力反对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从来没有把孔子当成神,他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下去,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学生冉求因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顿臭骂,甚至还和冉求断绝了师生关系。为了表达对冉求等激进派的愤怒,孔子说“求,非我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冉求的激进对保守的孔子带来多么大的感情伤害。

    不过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于执政季康子的,恨屋及乌,孔子对季康子也没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抓住机会,对季康子冷嘲热讽,下嘴非常刻薄,毫无政治家风范。

    比如季康子问过孔子三个问题:一、如何治理国家;二、如何解决盗患;三、是否应该多杀坏人以正社会风气。孔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已复礼,就不愁别人和你南辕北辙。

    孔子对季康子破坏“先王之法”非常不满,但孔子在社会道德层面对季康子的劝谏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让士民尊重我,听我的指挥?”孔子答:“这个很简单,你尊重百姓,百姓就会尊重你;你当以孝为先,以慈爱为本,百姓自会对你忠心耿耿。选贤与能,给所有人上进的机会。”

    孔子也同样和鲁哀公讨论过这个问题,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治国其实就是治吏,用贤与能,庸猾之辈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则百姓受益,反之,则百姓遭殃,历代兴亡都是遵行这条规律,没有例外。

    当然,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治民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任何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

    纵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仅凭孔子在与鲁哀公讨论中的一段话,孔子就足以受到后人的爱敬。事出于《说苑.政理篇》,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财政收入,孔子就说了三个字:“薄赋敛”,只要做到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老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

    哀公有些不解,质问孔子:“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我岂不是就穷了?”孔子劝他不要这么紧张,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只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余钱交税,而不是在老百姓还穷馊馊的时候就恶狠狠的抢老百姓的救命钱,相比之下,后世一些昏君还不如孔子。

    《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有若的办法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只要老百姓有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有钱,如果百姓穷得喝西北风,君主一毛钱也收不上来。有若的经济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说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

    孔子虽然能够对鲁国执政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孔子只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只能无限感伤地怀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使人,实际上真正开创儒家思想的,正是周公旦。孔子曾经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只是将在春秋时尚耒成熟的儒学打造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体系,地位有些类似于词史上的南唐后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经在梦中遇到周公,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都会在梦中才能驰骋于江湖,求功名,不朽于万世。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老人来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儿孙绕膝,安度晚年。

    只是让孔子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孔鲤却先孔子而去,只留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子思(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是孔鲤的遗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丧子,孔鲤的撒手西去,给孔子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让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一旦自己不久就去世,嫡孙子思怎么办?最可行的办法,只有把子思交给自己的一位学生,让他来代养子思,孔子最终选择的是他的高足曾参。实际上曾参虽然才学多博,但他在星光灿烂的孔子学生中并不是最耀眼,最耀眼的那颗星星,也在孔鲤去世不久也开了人世,他就是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

    相比于儿子孔鲤的去世,颜回的死,几乎导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虽然孔子拒绝了颜路要给颜回置办外棺的要求,因为孔子要平等的对待每个学生,但孔子对颜回的死还是痛不欲生,无法接受。

    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一直把颜回当儿子一样,孔子不止一次“吹捧”过颜回,颜回是除孔鲤之外,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现在两根精神支柱相继倒塌,换了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子都难以承受,孔子再伟大,此时他也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孔子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打击还没有结束,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位得意门生,时任卫国蒲邑宰的子路,死于卫国孔悝之难。子路比孔子小十岁,和孔子是同代人,与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孔子非常器重子路。所以噩耗传来,孔子哭倒于地。

    每个人都是坚强的,每个人又都是脆弱的,在心灵深处总会留有一片温柔的芳草地,但当命运之神残酷在孔子的芳草地上来回践踏的时候,铁打的人,也会吃不消。一连串的打击,孔子终于一病不起。

    孔子是个天生豁达的人,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孔子曾经站在大江边,看着浩荡东流的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一辈子,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从起点回到起点,没有大阅历、大智慧、大胸怀的人,是难以承受的。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十八日(杜预认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心犹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长逝,寿七十三岁。

    如同诸葛亮的死震惊蜀汉一样,孔子的死,在鲁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虽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但孔子做为鲁国的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是谁都撼动不了的。鲁哀公当然知道孔子的地位,在孔子死后,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写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以《左传》为准,祭文如右:“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孔子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但这一切已经和孔子没有关系了,葬礼无论搞成什么规模,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也许孔子生前并没有意识到,在他死后近四百年后,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学者向一位名叫刘彻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并得到了实行,从而极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甚至从某种角度讲,自汉武帝刘彻以后的两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论语》被打开然后合上,然后再打开的历史。只是这一切,孔子已经看不到了。

    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孔子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功过得失,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