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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股市中没有常胜将军，没有一个股神没做过股渣
离开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之后，股市最佳的赚钱时光一去不复返。这让我难以释怀。整整四年的时间，市场横盘，人们无钱可赚。比尔·亨里克斯说得好：“当时的市场上，臭鼬都放不出个屁来65。”
看来我好像时运不济，不过也许是上帝在磨炼我。但我想自己好像没有坏到需要上帝惩戒的程度。我在证券投机中从未做过任何坏事，以致必须用债务来赎罪，也没有像傻子一样操作过。我做过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我绝不染指的那些事，在42街以北都应当受到褒奖而不是责难，但在华尔街却变得如此荒唐可笑，代价惨重。到目前为止，整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逼着人得出结论，在股票市场上就不该有人性。
我离开了威廉森的公司，试了试其他公司。在哪儿都亏钱，是我活该，因为我总想逼迫市场履行它根本没有的义务，也就是提供赚钱的机会。在券商处赊账并非难事，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相信我的为人。当我停止赊账交易时，共欠了一百多万。这一大笔债务是否能让你明白他们到底有多信任我吧？
那几年我一直亏，不是我不会做股票了，问题是，在这不幸的四年里，根本没有赚钱的机会。我却还在不停地交易，总想赚一笔本钱，结果只是让自己的债台越筑越高。我不愿再债上加债了，朋友们也不容易，所以我停止了操作。终于，我因为无法承担更多的债务而不再独立交易，之后就开始靠替别人处理交易维持生计。他们知道我精通股票，即使市场再萧条也能应付。我从顾客盈利中抽取一部分提成，作为服务的报酬。这就是我的生计，或者换句话说，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当然，我赚多亏少，但总也赚不到足够的钱切实有效地减轻债务。情况越来越糟，最后，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始觉得泄气。
好像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我没有忙着哀叹自己从身家数百万、拥有两艘游轮沦落到负债累累、俭朴度日。我不喜欢眼下的日子，但也没有自怨自艾。我不打算就这么等下去，耐心等待上帝和时间终止我的困苦。所以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很明显，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赚钱，而要赚钱，我只能通过交易股票，而且得做对。我以前的交易都很成功，我只需再次成功即可。我曾不止一次凭小笔本金滚出巨额利润。市场迟早会给我这个机会的。
我自己清楚，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的错，市场从不犯错。现在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质问自己，就像研究自己各阶段的交易问题时一样认真仔细。冷静地思考后，我得出结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一直担心自己的债务，对债务的担忧困住了我。
我必须解释一下，问题不只是我放不下债务而已。任何商人在常规经营中都可能贷款，我的大部分债务都和经营中的债务一般无二。商人们也会遇到罕见的反季节天气，时间一长自然要借债；而我的亏损也差不多，只是因为市场环境不甚如意。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还不起债，所以开始越来越被债务牵绊。我得强调一下，请记得，股市上的亏损，让我欠了一百多万的债。大多数债主都很不错，没有为难我。但有两个人实在让我烦得慌。他们天天盯着我，我一赚钱，他们就会及时出现，质问我赚了多少钱，坚持让我立刻还钱。我欠了一个人800块，他威胁说要起诉我，要搬光我的家具等等。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为我在藏匿财产，难道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就要穷死的流浪汉？
我不断深究问题，最后终于明白了问题的重点。这次不在于我是否能够准确读盘，而在于准确解读自己。我冷静地得出结论：只要我继续忧心忡忡就难有作为，而同样明显的是，只要我欠别人钱，就一直会忧心忡忡。我的意思是，只要债主有权来烦我，或者坚持让我赚一点就还一点，我就永远攒不够做交易的本金，我就永远不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一切都清楚了，我告诉自己说：“我要宣布破产。”不这样我怎么才能解脱呢？
这事听起来容易又合理，不是吗？但我可以告诉你，这让人很痛苦。我讨厌破产，我不愿让别人误会或瞧不起。我本人从不太在乎钱，从来不重视钱，更不认为值得为钱说谎，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我能重整旗鼓，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我不会赖账的。但除非我能像过去一样交易，否则我永远不可能还清那一百万。
我鼓足勇气去见我的债主们。这事对我来说太难了，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老朋友和老熟人。
我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我说：“我走这一步不是因为不想还钱，而是为了对我们都有利，我必须进入赚钱的状态。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解决方案，但一直没有勇气站出来向大家坦白。如果我早这么做，事情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只要债务缠身，我就没办法像原来那样交易。我现在决定要做一件一年前就该做的事，理由就是刚才的解释。”
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基本上就代表了所有债主的意思。他代表自己的公司说：“利文斯顿，我们理解，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意思。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让你解脱。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任何文件，我们都会在上面签字的。”
所有的大债主普遍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华尔街的另一面，它不是看轻金钱所以善良和慷慨，但它会极其明智地做决定，生意就该这么做。我既感激他们的善意，又欣赏这种明智。
债主们对我高达一百多万的债务网开一面，但有两个小债主不肯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八百块”。我还欠一家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六万块，接手的人完全不了解我的为人，于是一天到晚老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即使他们愿意照着大债主的榜样去做，从法律上讲也没有签字的资格。总之，我之前说我欠了一百多万的债，但我的破产账目单上却只有大约十万美元。
报纸上印了我破产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我向来欠债还钱，但这种经历让我无比羞愧。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总有一天会还清的，但并不是所有读了这篇报道的人都能理解。看到这篇报道，我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从此再也没人来骚扰我了，我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些人之所以骚扰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一个人想在股票投机中成功，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摆脱债务烦恼后，我的思想解放了，又开始交易，而且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下一步就是再筹笔本钱了。证交所从1914年7月31日到11月中旬停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交易，华尔街一片荒凉。我还欠着朋友们的债。他们一直对我友好又讲义气，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向他们借钱，没人有义务帮别人这么多忙。
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因为证交所休市的缘故，去求券商赊一大笔账是很困难的。我去了几个券商那里，都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在1915年2月去找威廉森。我和他说自己已经摆脱了梦魇般的债务困扰，准备像以前一样交易了。你应该还记得，当初他要我帮忙时曾主动给我提供2.5万块那回事吧？现在我需要他的帮助，他说：“如果你看好哪支股票，想做500股，那就做吧，没什么问题。”
我谢过他就离开了。他曾经妨碍过我大赚，而且他们公司从我这里赚过大笔的佣金。我承认，一想到威廉森和布朗公司没有借给我足够的本金，我就有点上火。但已经这样了，我只能开始小笔交易。如果上来就能多做一些，迅速恢复财力其实很简单，但现在只能做500股。但不管怎样，我意识到，重整旗鼓的机会来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离开威廉森的办公室后，我开始全面研究市场形势，并重点研究了自己的问题。众所周知，当时是牛市，可我只有500股的机会。也就是说，我有限制，没有多少余地。我无法承受开门黑，首笔操作中，一点点的回踩都会承受不起。我必须做稳第一笔交易，这样我才能有本金。我买的第一个500股必须有利润，我必须赚到实打实的美元。我知道，除非赚到足够的本钱，否则判断力再好也没什么用。没有足够的本金，做交易就无法淡定冷静，这种精神状态源自能承受一定损失的能力。66以前，我在下大注前总会先测试一下市场，而在测试中遭受一些小损失是家常便饭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知道自己正处于投机生涯的关键点。如果这次失败，真不知道还要再等到何时何地才能再获得进场的本钱。很明显，我只能等，等待最佳的进场时刻。
我没坐在威廉森与布朗公司的办公室里。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六周我一心读盘，刻意不去他们公司。我担心一去那里，就可能禁不住诱惑在不正确的时间交易不适当的股票，只因我知道自己可以做500股。交易商除了要研究大环境、牢记市场先例、考虑大众心理、了解券商的限制之外，更必须认识并防范自己的弱点。你无须和自己人性中的弱点生气。我感觉解读自己和解读行情同样必要。我研究了自己，知道活跃市场会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知道自己会冲动，会忍不住出手。我研究自己的弱点时持有的情绪和精神，就像分析粮食环境和收益报告时一样，客观而冷静。
这样日复一日，我身无分文，急着重新进场。我坐在另一家券商的报价板（在这里我一股也交易不了）前研究市场，不错过行情上的任何一笔操作，等待最佳时机向我吹响全速前进的号角。
在1915年初的关键时期，我最看多的股票是伯利恒钢材。它会涨，原因全世界都知道，战争来了嘛，造炮弹需要铁，所以钢材铁定会涨。我十分确定它会涨，但为了确保旗开得胜（我必须开门红），我决定等它的价格突破标准后再出手。
我之前说过，经验告诉我，一支股票首次突破100点、200点或300点后，几乎总会再继续涨30～50点，而且突破300点后的速度，会比突破100或200点时更猛。我最早的大成功之一就是安纳康达，我是在它突破200点时买进的，次日于260点平仓。在价格突破标准后再买的操作，是我老早就在用的交易方法之一，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在投机行做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渴望回到从前那种大手笔交易。我急得想不顾一切马上开始，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如我所料，伯利恒钢材不断走高，一天比一天高，我真想马上跑到威廉森与布朗公司去买500股，但我压住了冲动。我知道，自己的首笔操作必须稳妥，再稳妥都不为过。
它每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又少赚了500块。它涨的第一个10点意味着我本可以加码了，手里就不再持有500股而是1000股了。这样，每涨1个点我就可以赚1000块了。
但我没有听从内心喧嚣的希望和信心，我只关注来自经验和理智的忠告，把自己牢牢地粘在椅子上。当我有了充裕的本钱，才能拥有冒险一搏的资本。但是，我没有本钱，任何风险，即使最小的风险，对我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六周耐心的等待，最终，理智战胜了贪婪和希望。
它涨到90点时，想到我如此看多却没有买进，我确实开始动摇，心里开始流血。当它涨到98点时，我对自己说：“伯利恒会突破100点的，而一旦突破就会疯涨下去！”报价器已经清楚地报告了这一点。告诉你吧，当报价器上打出98点时，我心里的报价器上已经是100点了。我知道这不是基于我内心希望的狂吼，也不是来自欲望的幻想，而是我读盘本能的断言。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不能等到它突破100点了，必须现在就出手，现在就和突破没啥区别了。”
我跑进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下单买进了500股伯利恒钢材，此时价格是98点。我以98～99点之间的价格成交了500股。之后它一路飙升，我记得当天下午收盘时价格在114～115之间。我用账面利润做保证金又买进了500股。
第二天开盘，伯利恒钢材是145点，我有本钱了。这是我应得的。等待最佳时机的那六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艰难的六个星期，但我得到了回报，现在我有本金可以做较大手笔的交易了。光凭500股，我是永远都难有作为的。
不管做什么，走对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伯利恒交易之后，我的操作都很顺利，确实很棒，以至于你都不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做。其实我也真的变了，我曾经烦躁不安、错误百出，现在却安然自在、正确无误。没有不良债主的骚扰，没有资金匮乏的干扰，我就能听从经验的指导冷静地思考，所以我一路赚钱。
就在我向确定的财富迈进时，我们突然遭遇了“卢西塔尼亚号”的打击。时不时地，人们就会遭遇一些事件，感觉就像心窝突然被刺中了一样。也许是市场为了提醒人们一个不幸的事实：没人能够永远正确，免受不利事件的影响。我听人说，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不应对任何专业投机商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他们还说，在消息传到华尔街之前他们早就知道了。我消息不够灵通，没有预先得到消息以避开跌势。我只能告诉你，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带来的跌势让我亏了不少。加上我不够聪明所以没能预见的另外一两次走势逆转，1915年底，我发现自己在券商账户里只有大约14万美元的余额。在这整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我那年实际只赚了这么多。
第二年我做得好多了，我运气很好。我在疯狂的牛市里疯狂地做多。一切都对我有利，所以除了赚钱没干别的。这让我想起了标准石油公司已故的H.H.罗杰斯的话，大意是：赚钱的机会来时，挡也挡不住，就像一个人在暴雨天出门没带伞，想不淋湿都难。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明显的牛市。每个人都清楚，一战中协约国从美国购进各种物资，所以美国一跃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销售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产品，迅速汇集来自全世界的硬货。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黄金像激流一样涌进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当然，这意味着所有东西都会涨钱。
从一开始一切就非常明显，所以根本不需要人为制造牛市。这次牛市来得非常迅速，比以往任何牛市都快。战时的繁荣发展得非常顺，比任何其他繁荣都更加自然，而且给广大股民带来了前所未闻的利润。也就是说，1915年的大牛市中，几乎所有人都是赢家，华尔街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大的繁荣。股民们没有把账面利润换成实打实的硬货，所以到后来的股市萧条时，钱还没捂热就化成了飞灰。这是不断重演的历史情节。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而华尔街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频繁、更整齐划一地重复历史。当你阅读当代史的股市兴衰记录，一定会震惊地发现，无论是股票业还是期货商，今昔差别是如此之小。游戏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
1916年，我随着大盘的上扬一路做多。我和普通人一样看涨，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我在时刻保持警惕。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涨势总有尽头，而我则一直在留意尽头来临的警示。我不知道信号会从哪儿来，所以我不只局限在一个方面。我当时不是，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坚决的空头或多头。熊市曾经对我慷慨，牛市也曾帮我积累财富，只要退潮的警示一来，我就没有理由不转舵。一个人不应宣誓永远效忠空头或多头，他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做对。
我还有件事要提醒你：市场不会灵光一闪就直冲顶点而去，也不会没有征兆就突然陡转直下跌到舱底。市场可能而且经常在股价开始普遍下跌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是牛市了。我期待已久的信号来了，我注意到领涨股一个接一个地从最高点回踩了几个点，而且数月以来第一次再也没有涨回去。很明显，它们涨势已尽，所以我必须调整交易策略了。
情况很简单。牛市里，整体价格趋势当然是确定无疑地涨，所以当一支股票背离大势，你有理由认为这支股票出了问题。但这也足以让眼亮的投机商看出别的问题。你不能指望行情像老师一样说得那么清楚明白，你的工作是倾听它暗示说“停”，而不是等它白纸黑字地通知你停下。
正如前面所说，我注意到那些曾经领跑市场涨势的股票都停止了上涨，下跌了六七个点，然后涨不回去了。同时，其他股票在新的领涨股的带领下继续上涨。旧领涨股的公司本身并没有出什么问题，所以原因就要在别处寻找了。这些股票曾经顺势涨了几个月，它们停止上涨时，虽然牛市仍然强劲，但这意味着，那几支股票的牛市已经结束。而对其他股票来说，走势仍是坚挺上涨的。
此时完全没必要茫然不动，因为逆流还没有出现。我也还没转向看空，因为报价器还没有给我警示。牛市还没结束，虽然已呼之欲出。虽然熊市近在咫尺，多头还是有钱可赚的。所以，我抛出的只是那些停止上涨的股票，其他股票还有上涨力，所以我既卖出又买进。
我卖出了停止上涨的领涨股，并每支做空了5000股，同时做多新的领涨股。我做空的股票表现平平，但我做多的股票却不断上涨。而当这些强势股最终也停止上涨时，我又全部平仓并做空5000股。这时我偏向看空而不是看多了，因为很明显市场已经转熊，接下来该在做空中赚大钱了。我确定在牛市真正结束之前，熊市已经悄然来临，但我知道还不到通盘放空的时候。提前放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行情只暗示出，熊市大军已兵临城下，告诉我做好准备即可。
我继续买进卖出，这样交易了一个多月后，我总共做空了6万股，12支股票，每支5000股。这些股票都曾是股民的最爱，因为它们曾是牛市的领涨股。我的空头总额不算很大，但别忘了，熊市还没有确立呢。
一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疲软，所有股票开始齐刷刷地跌。当我发现我持空的12支股票每支都有4个多点的利润时，我确定自己算对了。报价器告诉我，现在全力做空是安全的，所以我马上加码一倍。
我建好了仓位，在很明显的熊市里持着空头。市场一头扎向我预料的方向，完全没必要打压市场。我心里有数，所以经得起等待。加码后，我就没再做多任何股票。在我全力做空的七周后，我们碰到了著名的“泄秘”事件，市场暴跌。据说有人从华盛顿提前获悉，威尔逊总统将发布消息，能让欧洲迅速恢复和平。世界大战引发并维持了美国的繁荣，而和平则是利空消息。当时有个最精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责利用了提前获悉的消息，他辩白说，自己放空股票不是因为得到了任何消息，而是因为他认为牛市已经走过头了。而我早在他之前七个星期就已经加码了一倍的空头仓位。
消息一出，股市暴跌，我自然平仓了。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如果发生了计划外的事，我就会好好利用善良的命运之神赐予我的机会。因为在这种暴跌中，我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回旋其中，把账面利润兑成美元。即使在大熊市中，也很少有机会可以回补12万股的空头而不抬高股价，所以我必须等待市场提供机会，让我可以在不损失既有账面利润的前提下回补。
我想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指望市场会在这个时刻因为这一原因出现这样的跌势。正如我前面所说，凭我30年的交易经验，意外事件总会顺应最小阻力方向，而我总根据最小阻力方向来建仓。还有一点要铭记于心：绝对不要妄图在最高价抛出。那是蠢人干的活。如果没有上涨空间了，就在回档的第一时间抛出。
1916年，我在牛市做多，进入熊市后又反手做空，所以了结头寸时共赚了大约300万块。就像前面所说，你不必死守着牛市或熊市不放。
冬天我去了南方的棕榈海滩度假，每年我都来这里，因为我喜欢在海上钓鱼。我持空的股票和小麦，都显示着可观的利润。没什么烦心事，我享受着快乐的时光。当然，除非去欧洲，否则我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不理不睬。比如，我在纽约的阿迪伦达克山区的家里有直通证券公司的电报线。
在棕榈海滩，我常定期去证券公司的分部。我发现，我不太感兴趣的棉花走势强劲，价格一直在涨。那是1917年，人们传说着很多关于威尔逊总统努力谋求欧洲和平的消息。消息都来自华盛顿，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棕榈海滩上朋友之间的忠告。所以一天我感觉，无论股票还是期货市场，走势都反映出了信心，相信威尔逊总统会成功为欧洲带来和平。欧洲和平在即，股票和小麦都会下跌，而棉花则应上涨。对于股票和小麦的下跌，我已经准备就绪，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做过棉花了。
下午2：20，我一包棉花还没有，但五分钟后，抱着欧洲和平在即的信念，我买进了1.5万包棉花作为开始。我打算按老方法交易，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加码买进的方式，直到加满。
下午市场收盘后，我们收到了德国的“超限战”声明，美国也被卷进了战争。我什么都做不了，只好等第二天市场开盘。我记得当晚在格里德利公司，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之一想以低于收盘价5个点的价格场外抛售他持有的美国钢材，要多少都有。匹兹堡的几个百万富翁也都在场，但没人买，他们都清楚第二天一开盘，市场必然暴跌。
果然，你可以想象，第二天上午股市和期货市场一片骚乱。一些股票的开盘价甚至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低8个点。对我来说，天赐良机让我可以平仓所有的空头，安然获利落袋。我说过，熊市中突如其来的骚乱，是立刻回补的明智时机。如果你仓位很大，这是迅速把账面利润一分不少地转化成真金白银的唯一方法。举例说，我持空着5万股美国钢材（当然我还做空了其他期货），当我看到回补的机会，我就平仓了，共获利约150万。这样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但是棉花，我在昨天下午收盘前半小时买进的那1.5万包棉花，价格开盘就跌成了负数。真是名符其实的暴跌啊！这意味着一晚上我就损失了37.5万美元。我很清楚，股票和小麦要回补空头，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棉花，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现在，每次发现自己犯错，我通常都会立刻接受损失，但那天早上我却不愿认赔。67然后我想到，自己来南方是为了好好钓鱼的，可不是为棉花市场烦恼的。而且我在小麦和股票中已经赚了大笔利润，于是我决定接受棉花上的亏损。我就当自己只赚了100万多一点，而不是150多万，不过是个账面问题（当你向股票推销员问了太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常跟你说这个“账面问题”）。
如果我没有在昨天收盘前买进棉花的话，就不会亏这40多万了。这充分说明，一个人在小额操作中也有可能迅速大赔。我的主仓是绝对正确的，而意外事件的性质虽然与我做股票和小麦的初衷完全相悖，但我因此受益了。请注意，最小阻力方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证明。价格的走势还是我预测的方向，德国的战争声明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市场因素，但价格的走向没变。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我的三个仓位就都100%正确了（股票和小麦会走低，而棉花会飞涨），我就能把三个仓位都平仓获利了。我的股票仓位和小麦仓位都是正确的，按照最小阻力方向，所以意外事件只会促成它。而在棉花上，我的操作是建立在市场之外的不确定因素之上的，也就是说，我赌威尔逊总统会为欧洲带来和平，是德国军方领袖的决定让我在棉花上亏损的。这就是此次盈亏的教训：是根据最小阻力方向还是靠赌。
1917年初，我回到纽约，还清了共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务，我很高兴。本来几个月前就可以还清的，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我的交易频繁且成功，所以我需要所有的钱做本金。我必须为自己（也为债主们），把握住1915年和1916年的市场繁荣带来的所有机遇。我知道自己会大赚，而且不担心让债主们多等几个月，因为他们本来是不指望一定能收回欠款的。我不想零星地还债，也不想一次还一个债主，我想一次还清所有债务。所以，只要市场对我有利，我就会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交易。
我想给他们支付利息，但所有签了免债合同的债主都坚决拒绝接受。我最后才还那个“八百块”，是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负担，正是他的骚扰让我一直无法正常交易。我让他等着，直到他听说我还清了所有其他人的债务。我想给他点教训，让他学会下次要体谅别人，尤其是他才借了几百块而已。
我就这样东山再起了。还清所有债务后，我拨出一大笔钱作为年金。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让自己陷入那种负债累累的处境了，滋味很不好受。自然，我结婚后还把一笔钱划到了妻子的名下。儿子出生后，我还给他存了一笔钱。
我这样做不只是害怕股市会把钱从我这里拿走，同样也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动用自己能染指的所有资金。我这么做，妻儿就不会被我的交易影响了。
我认识好几个人都做过同样的安排。但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又去哄骗妻子签字拿出，结果全都亏掉了。但我把这事安排得挺妥当：无论是我想还是妻子想，这些钱都不会动。它绝对安全，不会受我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即使我的交易有需要，即使妻子爱我所以想动它，都不可能。我切断了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