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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发现自己就像一只大尾巴羊，
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
幸存下来只因为被所有的狼盯住，
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
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朕的皇后和淑妃在哪里？
不敢当！王皇后代表自己和萧淑妃回答。臣妾已被废为奴婢，岂敢再用往日尊称？陛下如果顾念旧情，请将此地改名回心院。臣妾若能重见天日，便是吾皇再造之恩。
皇帝当即说：你们等着，朕自有处置。
王皇后和萧淑妃默念阿弥陀佛。
可惜李治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话音刚落，武昭仪就得到了消息。要知道，她在后宫可是布满线人的。这时她该如何动作，就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据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证，有关事件的时间表是：这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帝下诏立昭仪为后；二十日，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十一月一日，举行册封皇后大典。[20]
很清楚，这里面有时间差。
武则天入宫至封后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51 永徽二年 八月至十月间 武媚娘入宫封为昭仪
652 永徽三年 七月 李弘出生
653 永徽四年 二月 李绩拜为司空
654 永徽五年 年初 小公主暴毙
654 永徽五年 时间不详 高宗与昭仪向长孙无忌行贿
654 永徽五年 十二月 李贤出生
655 永徽六年 六月 王皇后厌胜案发
655 永徽六年 七月 王皇后舅舅被贬 武昭仪谋立为宸妃未遂
655 永徽六年 九月 许敬宗任礼部尚书 高宗正式提出废王立武 褚遂良反对废王立武 韩瑗、来济反对废王立武 李绩 表态许敬宗大造舆论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十二日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十八日 武昭仪立为皇后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二十日 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655 永徽六年 十一月一日 册封皇后大典
时间差有两个。一是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二是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后一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因为册立新皇后的诏书已下。君无戏言，李治哪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这时大家也忙不过来。封后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正进行得紧锣密鼓，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翻新都需要武皇后的策划和创意。高宗皇帝虽然无所事事，总不能趁机溜出去看望那两个废人。再说他也没这心思。
前一个时间段就不好说了。这时，旧皇后已废，新皇后未立，属于真空期，也是危险期。这时，李治至少可以做到将后位暂时空缺，并立即改善两人待遇。因此《旧唐书》称此事发生在她们“初囚”之日，应该是准确的。
事出偶然，又关系重大，就容不得瞻前顾后了。武昭仪只能先下手为强，当机立断斩草除根。
但虐杀，则不大可能。
不可能并不因为下不了手。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弄残疾再塞进酒坛，咬牙切齿地吩咐“让她们醉到骨头”，很符合情敌间你死我活的心理，也符合媚娘心狠手辣的性格，却不符合她的处境。虐杀如果发生在十月十八日前，则此时她还只是昭仪，就不怕吓着皇帝？如果在此之后，则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同时，就不怕两件事反差太大，露了马脚？
以武则天之沉着冷静，不会干这种蠢事。
再说也没必要。比起如花似锦的前程，歇斯底里地泄愤实在意思不大；而对于木材供应商的女儿来说，做没必要的事就是赔本生意，至少性价比不好。因此《旧唐书》称王皇后和萧淑妃是被武昭仪派人勒死，更为可靠。[21]
没错，那时只能赶紧杀人，而且动静越小越好。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姑妄听之了。临死之前，王皇后表现出真正的大家风范，甚至祝福了皇帝和昭仪。萧淑妃则毫不留情地诅咒说：但愿来世我为猫，阿武为鼠。到时候，非咬断她喉咙不可！据说，从此宫中不再养猫。[22]
但这是假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都养猫，还训练出猫与鹦鹉和平共处，并且拿到朝堂上去炫耀。结果好戏没演多久，猫就把鹦鹉吃了，弄得女皇陛下很难为情。[23]
正史，也不一定靠得住。
可以肯定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死于非命，就连用刑据说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充满恻隐之心，信誓旦旦要拯救弱者的男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他是否想得到，正是自己的软弱任性和不负责任断送了两条性命？如果还若无其事，岂非心肝全无？[24]
这些疑团，还是留给历史吧！
不过，此案中倒是未见李义府的身影，只有许敬宗在王皇后被废之后落井下石，提出取消她父亲的政治待遇。武昭仪受到启发，干脆将王皇后改姓蟒，萧淑妃改姓枭。高宗皇帝的见死不救和默许谋杀，不知是否与此有关？[25]
但，废太子李忠之死，许敬宗脱不了干系。
李忠不是王皇后的儿子，他的生母卑贱而无名。只是由于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李忠又是高宗的长子，才被皇后的舅舅联合褚遂良和韩瑗说服长孙无忌和于志宁，稀里糊涂地拥立为太子，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命运。[26]
那一年，李忠十岁，李治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皇帝匆匆忙忙立十岁的庶子为储君，这件事实在太怪异了。但如果知道就在同年同月，武昭仪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李弘，便会恍然大悟。没错，此举从消极的意义讲，是为了巩固王皇后的地位；从积极的意义讲，则是为了对付日益得宠的武昭仪——谁知道她还会生几个！
褚遂良和韩瑗确实深谋远虑，媚娘也真会生儿子。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结果除了高祖，大唐皇帝两个是她丈夫，两个是她儿子，其余的都是她孙子。
武昭仪当然不会不知道褚遂良他们想什么，许敬宗更知道后台老板的心思。因此，封后大典的两天后，他就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提出更换储君。因为依照宗法制度，太子就该是嫡长子。现在武昭仪已是皇后，嫡长子就是李弘。
这让所有人都没有话说。
高宗则回答：忠儿已经多次提出让位了。
很好！许敬宗说。这是古风，应该促成。[27]
于是李忠变成了梁王，李弘成为太子。
此事可疑。十四岁的孩子，知道让位避祸吗？是有人出谋划策，还是许敬宗篡改了国史？不知。我们只知道，李忠的祸并没能避了。当年稍后，他就被迁到了今天湖北省神农架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落难太子。四年后，一个名叫阿刘的女仆莫名其妙地进京告状，李忠又被废为庶人。[28]
庶人李忠被囚禁在废太子大伯父李承乾旧宅，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在四年后被赐自尽，时年二十二岁。如果不是友爱的新太子李弘出面说情，他甚至无人收葬。
这次的打手又是许敬宗，罪名也是谋反。
看来，诬以谋反真是帝制时代政治斗争的好武器，几乎百发百中。因此，它还会被用来对付另一个人，以便拔去武皇后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尽管那人也曾这样陷害无辜。
这个人就是长孙无忌。
大清洗
长孙无忌少年得志。
小人得志便猖狂，李义府就是。少年得志便张狂，长孙无忌就是。作为长孙皇后的哥哥，他与太宗皇帝年龄相近情同手足。太宗二十多岁当皇帝，无忌二十多岁做宰相，甚至一度统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事务，其地位之崇高，权力之巨大，家族之显赫，直逼隋朝权臣越国公杨素。
长孙无忌志得意满。一次宴会上，他居然问客人：诸位看无忌的富贵，是比得上越公呢，还是比不上？
客人七嘴八舌。
长孙无忌却自问自答：要说比不上，也只有一条。越公富贵时已经老了，无忌富贵时还很年轻。[29]
这，难道还不是张狂？
张狂是会惹祸的，长孙无忌也一样。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对于立晋王李治为储，一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更看好的是吴王李恪。李恪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本人也跟父皇一样英武果断。这一提案当然动了长孙无忌的奶酪，因此不但极力反对，而且怀恨在心，总想伺机消灭这个在臣民心目中威望甚高的异己分子。
机会也说来就来。
永徽三年（652）十一月，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宗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状告丈夫房遗爱的哥哥、开国元勋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对自己非礼。事情牵涉到皇家，高宗皇帝便派了既是首相又是舅舅的长孙无忌前去审理。[30]
然而审来审去，民事案却变成了政治案：房遗直指控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伙同他人谋反，阴谋拥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原本是房遗直的一面之词，提供的证据也捕风捉影。但因涉案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位驸马都是当年魏王李泰党羽，长孙无忌便抓住不放锻炼成狱。
结果自然是一个个皇亲国戚人头落地。
此案的真相已无法弄清，冤情则大约在所难免。薛万彻就不服判决，无奈因房遗爱提供证词，只好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悲愤交加地大声喊道：我薛万彻堂堂男子汉，不能驰骋疆场为国捐躯，却因为房遗爱这混蛋而死，太冤了！
刽子手被他吓住，竟然一刀砍偏。
薛万彻又大吼一声：为什么不用力？
刽子手哆哆嗦嗦，连砍三刀才把薛万彻杀死。[31]
房遗爱却是另一副德行。作为第一当事人，他不但对谋反一事供认不讳，为坐实薛万彻罪行出庭作证，而且还诬陷吴王李恪也参与其事，希望以此讨好长孙无忌，争取在量刑时能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宽大处理。
长孙无忌并没有给房遗爱一条活路，当然也没有放过让天下人对李恪死心的机会。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李恪无法自证清白，终于被赐自尽。死前，李恪大骂：长孙无忌！你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如果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
无忌却毫无顾忌。本来，此案已经弄死了两个王、两个公主、三个驸马，他又在结案后趁机株连，软禁一王，流放一王、一宰相、一驸马。结果，皇室中稍有能力的都被剪除殆尽，以至于武则天改朝换代时易如反掌。这当然为长孙无忌始料之所未及，但他的大兴冤狱也天理不容。因此史家有评论说：此人后来冤死，可谓天网恢恢。[32]
报应同样说来就来。
显庆四年（659）四月，一个名叫李奉节的洛阳人状告朝中两位官员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此案蹊跷怪异，高宗皇帝便派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前去审理。[33]
长孙无忌的末日到了。
事实上此时的长孙无忌，早已没有当年的权威。政事堂会议成员七人，六个不是他的党羽。更何况此案的主审官员之一，正是他的死对头现任中书令许敬宗。
许敬宗到底是历史学家，熟悉本朝故事，也深知当年长孙无忌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办法无非是先小题大做，将普通案件转变成谋反大案；然后由此及彼，顺藤摸瓜扯出想要牵连的人；最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据以结案。因此，他决定如法炮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把柄也很快就被抓住。被告之一由于受不了酷刑，自杀未遂。许敬宗立即定性为畏罪自杀，罪行也被确定为“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
这段话说得含糊其词，却是故意的。欲与，伺隙，有证据吗？没有，也不需要。皇帝愿意相信，就是真的。如果不相信，也没主审官什么责任。
高宗皇帝却万万没有想到案子会审成这样，不禁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他对许敬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挑拨离间，疑神疑鬼或者可能，哪里至于谋反？
许敬宗答：同案犯供认不讳。臣等反复推理，确认无忌谋反之心暴露无遗。陛下不肯相信，社稷危在旦夕。
皇帝当然相信。
或者说，暗示自己相信。
事实上，高宗已经受够了权臣的跋扈，也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碰的钉子。当时自己流着眼泪为元景和李恪求情：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能饶他们不死吗？
结果居然是不能。[34]
因此，如果能扳倒长孙无忌，他倒是乐观其成。
不过，李治还是哭了。他伤心地说：我们家不幸，亲戚中总有人居心不良。以前是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现在舅舅又这样，真叫朕羞于见人。如果情况属实，该怎么办呀！
许敬宗说：遗爱乳臭未干，公主女流之辈，他们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先帝旧臣，居相位三十余年，天下无不服其智谋，畏其权势。如今东窗事发，难免狗急跳墙。只要登高一呼，势必同恶云集。陛下不会想做隋炀帝吧？
李治被吓住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是啊，隋炀帝就因为太信任宇文述一家子，才落得身败名裂，国也破家也亡。于是泪流满面说：就算真是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了舅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
许敬宗再次发挥历史学家的作用。他说，汉文帝杀舅舅薄昭，至今人称圣明。薄昭不过一怒之下杀了人，无忌却要伺机谋反，哪个罪过更大？陛下有何不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姑息养奸，势必变生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高宗皇帝完全被这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说服。他甚至没有派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便下令将他贬到废太子李承乾的流放地黔州。三个月后，许敬宗又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人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
百年老树就这样倒下了，随着倒下的是一片林子。曾经的宰相褚遂良、韩瑗、来济，以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读如是）都被牵连进来，他们的亲属当然也成为城门失火时被殃及的池鱼，或被贬，或被杀，或流放，或除名，就连严守中立的现任宰相于志宁都未能幸免，堪称大清洗。
没有确凿而直接的证据表明，那位武皇后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知道从此政归中宫。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给过许敬宗什么明示或暗示，一切都是那家伙投其所好、察言观色和自作聪明，皇后陛下则只需要坐享其成。
也许吧，也许。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只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因为他发现除掉长孙无忌集团之后，权力好像也并不属于自己。
谁是皇帝
李治这皇帝当得很不开心。
有一天，他找李义府谈话，因为这家伙的公然鬻官卖爵和家人的横行不法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于是皇帝陛下语气温和地告诫说：你的儿子和女婿都不太谨慎。朕倒是可以帮着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才是。
李义府勃然变色。他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
高宗皇帝差点噎住。
混账！这难道是臣子在跟君父说话吗？
然而他无可奈何。谁都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而这条狗的主人是轻而易举就能让皇帝陛下偃旗息鼓的。于是高宗强压怒火说：只要情况属实，何必问朕从哪里听来？
李义府却居然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35]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他既恨李义府也恨自己。为什么要跟这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对话呢？又为什么身为天子却落了下风呢？无非因为那畜生的后台老板是皇后。
一想到皇后，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
没错，他对那位皇后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对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不明白。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和许敬宗，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天下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皇后的。
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
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也就是长孙无忌被诬谋反的五年后，李治突然密召宰相上官仪，要他起草废后诏书。可惜诏书墨迹未干，皇后就得到了消息；而皇后刚刚站到皇帝的面前，皇帝就没了脾气。他甚至立马就出卖臣下，摇着尾巴对皇后说：我没这意思，都是上官仪教唆。
见过怕老婆的，没见过这么怕的。
皇后却笑了，因为上官仪曾是李忠下属。于是，又一桩谋反案被许敬宗驾轻就熟地铸成。废太子李忠赐死，上官仪则不但身首异处，而且被判全家入宫为奴。
至于李治，当然更加服服帖帖。
实际上从这时起，武则天就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并称“二圣”。然而，坐在帘子前面的皇帝不过摆设，坐在后面的皇后才是木偶的提线人。[36]
如此这般又过了十多年。
皇帝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他打算彻底交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位置让出来，结果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在此之前，他也曾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自己去做太上皇，太子李弘却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37]
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狼群突围，只能听天由命，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三十三岁时，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三十五岁又患风痹，四十六岁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经管不了许多。[38]
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废后阴谋破产的两年后，她与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的先例。八年后又宣布今上改称天皇，自己改称天后，并发布厉行改革的十二条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已是大唐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李治在五十六岁那年病逝时，武皇后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整整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间，武皇后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一直活跃在大唐政治舞台，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为“皇后时期”，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武后临朝不过偶一为之。中间十年为“二圣时期”，两人同时临朝，武后公开参政。到“天后时期”那会十二条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
据《新唐书》。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儿，高宗基本上不能临朝，皇权其实由武后行使。[39]
前前后后，正好掉了个儿。
武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也因为大家都小看了这女人。人们以为，她要求参加封禅，不过是爱出风头；上书谈论改革，不过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前者是在造舆论，后者是在讲政治，都有良苦用心。
女人往往被小看，这让武后心中窃喜。
因此，当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编撰书籍时，也没引起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她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尽管皇后特地提到了“以史为镜”的名言，还是没人想到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更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野心。
直到有一天，北门学士出现在朝堂。
北门是皇宫的后门，依法只有皇帝、后妃、太子和王公才可以出入。武后却奏请高宗批准，特许这些撰稿人从北门进宫。看看地图就知道，皇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绕过宰相和百官办公的南衙。因此，这些人的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编写《列女传》之类的玩意，他们还有参决政事权。
只不过，是秘密的。
秘密总要公开，北门学士当中也终于有人不再只是悄悄待命于玄武门，而是堂皇地走进政事堂，成为参加国务会议的宰相。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后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组织写作班子，还要组织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40]
这是不流血的“玄武门之变”。
变革早就在慢慢进行。显庆四年（659）六月，以《姓氏录》替代《氏族志》的诏令从宫中发出。贞观时代的《氏族志》是一部家世门第的排行榜，明确标出了各家各户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目录的修订，便有着类似修宪的意义。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后者甚至将已经流行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予以销毁，因为书中没有他们家的地位。许敬宗却是要拍武则天的马屁，而且他提出的改版理由，就是前书将武后的家族视为寒门小姓。[41]
结果，新编《姓氏录》便取代了《氏族志》。武氏家族跟李唐皇室并列为一等，许敬宗和李义府由于是宰相也列为二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全部榜上有名，没有一官半职的旧士族则被淘汰出局。如此以官本位批判血统论，对于传统观念当然是颠覆。因此《姓氏录》一出，舆论哗然。
武则天却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此后她还要用科举制度进一步摧毁门第观念。实际上《姓氏录》的出笼时间十分值得注意：两个月前，长孙无忌被诬谋反；三个月后，无忌被逼自尽。关陇勋贵倒下，寒门庶族起来，绝非偶然。
此时，距离她封后才三年多。
由此可见，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积累的政治资本也不少——就在她垂帘听政三年多以后，李绩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隋唐两代三位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这时恐怕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大唐实际上的皇帝，而且称职。
那么，她能得到皇帝的名分吗？
能。只不过要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