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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在商是仪，在周是制。
周公的选择是延续美德，保住天命。
以礼维序，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他们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哈拉巴）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他们的政权都是神授，他们的国王也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
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既然如此，周人的胜利当然来得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拿下殷都，则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那么，殷商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就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也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殷商时代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位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他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于是陈子亢便说，最应该到阴间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
结果不难想象，那两个人都不再坚持。[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应该很早就有了。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曾这样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4]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1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1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1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1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