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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的“泽”字营大破了陈玉成的太平军,石达开率领的三万主力大军又全部安全撤离了江西,曾国藩大喜,原来以为湘勇可以很快攻下九江,但没想到,林启容率领的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林启容也是太平军的名将,原来湘军将领塔齐布曾经在岳州城陵矶之战中,杀死了太平天国骁将曾天养,威震天下,号称“湘军第一猛将”,在九江城下驻扎很久,多次进攻,但没有一点收获,反而损失了不少人马,结果,塔齐布由于积劳成疾,加上心中有怨恨,在九江城下吐血而亡。从此之后林启容的威名,震动清廷。
石达开的大军退出江西之后,曾国藩马上组织湘勇反扑,再次围困了九江,当时江西战场太平军还有一位主将,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琨,兵马很少,仓促之间也不能救援。九江基本上是一座孤城。但林启容选择了继续率军留守九江。为了加固防守,他还在小池口建筑新城,水路配合,炮台之间连接紧密,这让九江的防守,如铜墙铁壁。
曾国藩命人轮番攻击了一个月,毫不战果。彭玉麟献了掘濠引江水淹九江城之计。曾国藩觉得掘濠引长江水断绝城内城外联系,将林启容困死在城内的计策最为稳当可行,便指令大将李续宾遵行。
但又挖了半个月沟壕,并无成效。掘濠的兵勇反而很多被太平军射杀在濠边,濠沟未成,湘勇倒是死了数百人。
曾国藩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一份兵部火票,心里凉了半截:兵部火票递的是军机大臣的字寄,抄录关于上海厘金的上谕,因曾国藩奏请在上海抽取厘金,接济江西军饷,结果没获准,因为遭到两江总督怡良的断然拒绝,怡良认为上海的厘金只能为江苏所用。
曾国藩再次领会到,自己真要办成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都能供应二万湘勇,但现在湘勇的饷银又被花得差不多了。
就在湘勇缺粮饷之时,郭嵩焘从杭州运盐回来了。他一回到南康,就来找曾国藩了,
几个月的劳累奔波,郭嵩焘显然黑瘦多了。曾国藩一见到郭嵩焘,寒暄几句后,连忙问:“怎么样,运了多少官盐回来?”
“事情没办好。”郭嵩焘满脸倦容,“我们要八万,但是只运回了三万官盐。”
“三万已经不错了,你为湘勇立了大功,怎说没办好呢?”曾国藩问道。
“涤帅,现在世道人心真是都坏了。国家遭难,本应共拯危难,现在官员却各自顾自己的生死。”郭嵩焘回答说:“我一到浙江,就去找了巡抚何桂清,他先推说浙江也受长毛蹂躏了,不能承担八万军饷的义务。幸而不久户部下来了公文,他才拨付了三万。”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三万就三万吧,赶紧都卖了,救急用。湘勇现在连抚恤银都快不出来了,这样下去,谁还愿意为我们卖命?”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些官盐有问题,因为是封好的官盐,我没有打开细察,好容易运进江西,在玉山解开几包准备食用时,现盐里掺了观音土。一包盐一百斤,至少有三十斤观音土。”
“这帮见利忘义的盐官!”曾国藩气得脱口骂道。
“这倒也罢了。”郭嵩焘继续对曾国藩说:“我们将盐重新提炼,原来打算每包盐售价二十五两银子,除去成本和各项开支外,在广信一带出售,每包还可赚四两多。谁知现在江西私盐泛滥,每包盐只能卖到十五两,几乎赚不到钱。”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私盐,江西地方官员为何没有堵住?我这就去找文俊。”曾国藩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江西的州县,不是你这个兵部侍郎所能管得了的。我打听了一下,走私盐是江西州县官吏的一大财路,他们会真正地禁止吗?”郭嵩焘走到曾国藩身边,说,“有人说,藩司6元烺、署理盐法道南昌知府史致谔,就是最大的走私犯。大清怕真的要奔溃了。不是毁在长毛手里,而是毁在自己人手里。”
“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道:“有证据的话,我这就去找江西巡抚文俊,将这帮不法之徒都抓起来杀掉。”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种事他们怎么会留下证据呢?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苦于没有证据,曾国藩很愤怒,但是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面生的事:为了筹军饷,在刑部侍郎黄赞汤的帮助下,曾国藩又向朝廷申请了一千张空白部照(执照),用来“捐生”。也就是说,当时清代如果一个人读书不行,但是家里有钱,那就可以捐一个出身,这就叫捐生。办理捐生成功,朝廷会一个执照。这种执照,江西的省级政府也有的,具有同等效力。
文俊到了江西之后,江西一些地方官竟然不承认湘军出来的执照,说是假的,甚至在验看执照的时候,派官兵将执照撕毁,这么一来,大家便传开来,说湘军那个执照要不得,不要把钱捐给湘军,不要捐给曾国藩。这么一来,就败坏了湘军的名声,也断了湘军的财源。
而设卡收厘金,也正如曾纪泽所说,是涸泽而渔的手段。加上地方官也加收厘金,到江西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厘金也越来越少,湘勇的饷银也越来越少。
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亲自从南康赶赴南昌去见江西巡抚文俊,找他谈谈。一见面,曾国藩就怒了,提醒文俊说:“湘勇奉朝廷之命在江西清剿长毛,曾某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在赣督办军务,如若没有粮饷,坏了朝廷大事,文大人可别忘了江西前任巡抚陈启迈的下场。”
见曾国藩怒气冲冲的样子,话也说到了威胁的份上,江西巡抚文俊一脸无奈,皮笑肉不笑地对曾国藩诉苦,说:“曾大人,实在不是文某像陈启迈那样事事针对湘勇,我对曾大人的为人和能力,佩服有加。但每一个朝廷官员,各方职责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文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江西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而去破坏一省的财政调度,江西也实在拿不出太多资源去支援湘勇。拨付足额的军饷,非文某不愿也,势有所不能也。江西省本就受了长毛很大的侵扰,难民需要安置,城守需要加固,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作为一个巡抚,面对这么个烂摊子,文某早已焦头烂额,如若不是皇恩浩荡,文某人早就不愿在这个位子上烦心劳力了。”
文俊这一番话,竟然说得曾国藩哑口无言,他只好让文俊赶紧想办法给湘勇筹钱。
文俊也表面上痛快答应了,说十日之内,必送一万两银子到南康的湘军大营,但“下不为例”。
曾国藩只好就此回了南康,在书房中闷闷不乐。
那晚,曾纪泽前来问安,见父亲又愁眉苦脸,问清了缘由,说:“有些话,孩儿就直言不讳吧!不对的地方,请父亲切勿怪罪。”
曾国藩最近对曾纪泽很是欣赏,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说:“纪泽,旁观者清,但说无妨。”
曾纪泽说:“石达开确实是个大将之才,他这次虚晃一枪,进攻南康,结果三万大军全部从安徽安全撤退了,我估计江南大营会岌岌可危。父亲以后对他要多加防范。”
曾国藩点点头,说:“石逆用兵,确实叵测。我们湘勇已经吃过不少亏。”
“对付这样强劲的对手,我们必须和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曾纪泽又说:“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还是要联络好江西的地方文武官员,当妥协处则妥协。孩儿最近读史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道德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如果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则一事难成!我看如父亲一样不求名利的道德君子,天下少有,我们不能苛求其他官员也和你一样,这样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你说的两点确有道理,不过湘军自成立以来,就以捍卫孔孟的仁义道德为己任,如果我们妥协,我们拿什么来安身立命?”曾国藩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说:“让为父再安静想想。”
“父亲大人深思。”曾纪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两万湘勇没有足够的军饷,别说攻下九江,就是在江西自保也会成问题。孩儿最近读《道德经》,总是在想,人心叵测,其实还是利益作怪,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有自己的宗族,自私恐怕是人的本性。如果天下人先讲合法的利益,再讲道德,未必会天下大乱。”
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他对曾纪泽的这番话大为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