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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浊江面上漂浮着的菜叶和碎木正随着江水浮浮沉沉。
此时江心正驶过一艘木壳双桅帆船。
茶褐色的风帆上打着不少补丁，却很是挺括、正鼓胀着顶风穿过江心。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闷响，“吉和快轮”正缓缓靠岸。
码头上等候的人群和站在船舱栏杆后的旅客都在相互招手。许是久别重逢，船上船下的人群表情都十分丰富。
随着水手抛出的缆绳挂在缆绳柱上，锈迹斑斑的客轮在发出一声闷响后靠上了十六铺码头。
直到旅客下的差不多了，蒲素才从三等舱室里出来提着箱子走下舷梯。
出于谨慎他没让上海这边派人来接，宁愿自己安排落脚地点。
“吉和快轮”说是快轮，从重庆开到上海也用了整整十天。
上船没多久他就觉得被盯上了。
虽然可能是自己反应过度、那两个受过跟踪训练的特工也许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蒲素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开船后的几天里他先是足不出舱，装作晕船只躺在逼仄的舱室铺位上看书，三餐饮食都让侍应送进舱室。
直到第四天，清晨和傍晚他才会去甲板上散步。
然后他才开始正常去餐室进餐，只点一份最简单的素菜配碗米饭。大多时候就只是一碗阳春面，这种标准符合他上船时的掩护身份。
而那两个一度让他感觉不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拎着藤条编旅行箱，蒲素随着人群走出了码头。
前方就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胜利女神雕像高高耸立在外滩。
只不过仅仅相隔数百米，十六铺这里却充斥着绝望的流民和凶戾地痞。加上迎来送往的旅客，哪怕重庆朝天门码头也比这里有秩序的多。
仅仅上海—重庆这一条航线就有13条中转船开航，码头一带混乱异常。
人流拥挤的出口两边都是候客的黄包车夫，正卖力朝着下船的旅客招揽着生意。
出口处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牵着狼狗虎视眈眈看着人流，不时有旅客被几个汉奸从人群里拉出来搜身。
蒲素面无表情拎着箱子顺利通过。
穿过小东门他朝着西边走走停停，不时表现出吃力的样子放下旅行箱。脸上露出正在努力辨认方位的犹豫表情、左顾右盼，一副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模样。
“难道那两个特务已经从宜昌或者南京下船了？”
心里虽然这么想，一贯的谨慎让他继续越过马路走进一条弄堂。
穿过这条叫做老太平弄的巷子，蒲素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上车后就拎着箱子一直站在车尾。至今为止他还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
电车到了法大路时他从车尾下车，然后拿出地图装作找地方。当折起地图揣进口袋后他比较满意，没发现先前车里有人跟着自己下来。
接着他加快了步速走到街角，和拉活的黄包车夫说要去静安寺。只是车子刚到赫德路口他就拎着箱子下车付了车钱，钻进路边一家苏帮面馆叫了一碗鳝丝面。
二十分钟后从面馆出来的蒲素再次上了一辆黄包车到了霞飞路，随后在老大昌下了车。
实际上他的目的地是两个路口之外的“大东旅馆”。
现在局势愈发紧张，而他此行的任务也非常重要。
蒲素认为任何防范措施都不是多余。
一九四零年，上海。
三月五日，春寒料峭。
位于亚洲大陆东岸，长江三角洲前缘的上海气候并不温和。大东旅馆门前一张旧报纸被西北风吹的高高飘起，在半空中发出簌拉拉地声响。
从门房手里接过钥匙进了二楼房间。蒲素放下藤条箱走到窗前，侧身在窗帘后观察了一会后便拉上窗帘。又回到门口驻足停留了几秒，然后才轻轻拴上插销。
接着他将藤条箱放在床上。脱下了厚厚的阴丹士林布棉袍，肩膀上露出一条牛皮肩挂枪带，两边腋下各塞着一支短枪。
脱下的棉袍被他拿在手里，找准了线脚用力一扯。“刺啦”一声轻响后夹里裂开，散落出十来张大大小小的纸片。他仔细地把那些纸片归拢后又核对了一遍。
上船以后每晚都是和衣而睡。而藤条箱则一直垫在枕边，走到哪都从不离手。
收拾好文件后他坐到床沿弯腰撩起裤腿，将固定在小腿上的另一只瓦尔特p38手枪收起，塞在了枕头位置的床垫下面。
直到此时他才在藤条箱箱口处小心摸索一番打开箱盖。从里面一根钢线上摘下绊索，取出一枚德制m24型手榴弹。
箱子里折叠整齐的衣服上压着一本陕西味经处出刊的天演论，卷脚油印处印着——严复翻译、赫胥黎著。
取出这本线装书后蒲素开始整理箱子里的物品。
带来的东西稍晚一些都要送出去。旅馆人多眼杂，在这边临时落脚不过是下船后的一个必要防护性过渡。
时不过六点，天色却已似入夜，只是霞飞路上的白炽电灯还没有打开。
风势比下午还大，走出旅馆的蒲素紧了紧风衣束带后竖起了衣领。
此时的他穿着三件套粗花呢西装，外面一件英国风衣。脚下一双皮鞋擦的锃亮，头上戴着一顶呢绒礼帽，手里还拎着一只咖色牛皮公文包，俨然一副洋行买办的派头。
其实蒲素就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期就随家人移居了国外。虽然已经离开近20年，却依然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沪语方言，这或许也是组织派他现在来上海的原因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即将见面的联络人关系。
蒲素少时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十几岁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当时学校组织了几个包括“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进步团体。
从里昂毕业之后，蒲素已经无心向学。情知以眼下之国情民生，加上日本人虎视眈眈，在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下仅靠实业根本无法救国。
没过多久，通过组织考察的蒲素就直接从法国被派遣到莫斯科“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进行学习。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苏联秘密机关“契卡”的培训中心。蒲素在那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系统学习，主要训练科目就是政治军事和情报特工技能。
三年后当他从“契卡”结业时并没有被派回国内。因为结业成绩出色，蒲素奉命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驻留在莫斯科中共联络处、负责培训后续从国内选派的党内特工。
之前叛变的特科负责人顾正章同样也在契卡接受过培训。只是在莫斯科的时间很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也仅仅只是接受了政治保卫的相关培训。
顾正章先他一步，蒲素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已经结业回国。只听说这位老同志本领了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掌握了不少特工技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深得器重的他开始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红队的负责人。
此人叛变以后给我党带来的损失极大。由于其掌握大量我党核心机密，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地下党员遇害。
1935年5月，蒲素在组织派遣下从莫斯科返回国内，准备执行锄奸任务。
只不过还没等他到达，顾正章却已经被国民政府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随后蒲素根据组织安排辗转各个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培训特工人员的工作。
直到这次接受任务潜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