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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校长在教职员常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团体，都应该要有一种精神，那么，我们东山学校的精神到底在哪里呢？东山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有幸能够参与这次校史教程的编撰，得以通览东山学校现存历史以来之各类档案史料。经过一番艰难的梳爬整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东山在我的脑海中开始显露，一群苍老而鲜活的东山人在我的眼帘前开始跳跃。答案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于是，我想让思维驻足，马上钻进那历史的时空。然后一饱眼福那传说中的东山人，以此来追寻我那冥思苦想的答案：
我想首先认识那位人称许时遂的老先生。举人出身，名震湘乡。也许他已须发霜白，但我又哪里曾见到他有半点迂腐的陈迹？光绪十六年（1890）与湘邑众绅倡举办学以荫福后世一事，已成义举。时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一败涂地，中华存亡之机，哀叹悲怜之余痛感人才之虚。
“然则欲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非劝学以育才，岂有他哉！举人等会议深思，拟以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分科造士，为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庶几风气大开，矫其空陋，专习所学，自然业精于勤，足以养成实材。”
一片忧国忧民之赤胆忠心已跃然纸上。至此，东山精舍以时不我待之速草创而成，开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这种敢为人先，忧国忧民的情怀，大概是第一代东山人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进入高等小学堂，我想找李元甫先生。才进学堂正厅，一块黑底金字匾所载的四个大字：“公诚勤俭”迎面而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东山校训。两旁石柱上置楹联一幅：“公毕方将私治师严然后道尊”不见先生面，已知先生严。
不用细想，校训之“公”是为养成无私的精神；校训之“诚”是为养成谦虚的精神；校训之“勤”是为养成劳动的精神；校训之“俭”是为养成俭约的精神。这与曾文正公（国藩）的“勤、俭、刚、明、忠、恕、谦、浑”修身八德，似乎大同小异。如此追溯而上，大概东山人的品格已融入“湘军”精神的血液。
“湘军”以严治闻名。曾公以文人治军而并非懦弱，严明纪律，整饬军法，如此，刚柔并济。也许这就是“湘军”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山历来以“严”治校，大概资鉴于这里。
“湘军”领袖又以识人著称。彭玉麟以一秀才出身，而被曾公用为水师统领。大凡可用之才，尽可破格起用。这是“湘军”文化的又一精神。从这个角度观察，李元甫先生之破格录取异地生徒少年毛泽东，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古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年若没有李先生这位伯乐，也许二十世纪的太阳就不会从东山升起了。
私立初级中学时期的张峻明校长是民国年间的一位新“秀才”在他向省教育厅呈叙的东山初级中学概况中，非常清晰的展现了当时的东山形象。身处民族危亡之时，一心不忘教育救国。提出学校应该注重德育“务使学生均成为人——有人格之人。进，可以救民族国家于水火；退，可以措本乡人民于衽席。”“学生毕业后，进，可以升学；退，可以就业。”“教学方法提倡自动，教学精神以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为准绳，务求学生养成爱国家、勤服务，成己成人之习惯。”这在当时不正是将东山传统的“公诚勤俭”精神在新时代当中的具体运用吗？而如此讲究“进退自如”的教育，恰是一种新时代的实用主义。培养“实才”不正是当年创办东山精舍最初的良苦用心吗？
当历史的大门向新中国敞开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走廊，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空大厅，却让我找不着东山的主人。人们看到的满眼都是那一颗红光闪闪的太阳。在毛泽东成为毛主席之后，东山学校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始被神话。“文革”时期，学校俨然成为神坛，学校便河化为“圣水”在这个“非常”时期，人人都只是太阳底下的一介平民。一直以来被人们尊崇的“天地国亲师”在“红卫兵”脚下践踏。教师成为“臭老九”一群没有来由的乌合之众成为“专政者”如此黑白颠倒，乾坤混淆的时代，令我实在不堪入目。此时的我没有想过要在这一时期带走任何值得我需要留恋的东西，就匆匆告别，爬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
在改革开放的“东山列车”上，让我感觉到行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看到的景象是目不暇接，接触的人物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好一幅春天的景象！
坐在这辆快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上。仔细回想起这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东山之行”几分心喜，几分惆怅。我要找的“东山精神”到底在哪里呢？解开历史的包袱，发现只留下一块如此简单的牌匾：前面刻的是“公诚勤俭”而后面留下的是见证一直以来东山人筚路蓝缕的鲜血和辛勤拼搏后的汗碱。
恍然大悟：原来你就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