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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清明时节。
我跪在母亲坟头。
母亲长眠在此已快二十七年了，却总是引起我牵心动魄的思念。这是因为母亲苦难的一生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令人无法忘怀。此时此刻，我看着母亲坟上的野草，泪又止不住地流。那些悲酸的往事，便又在我记忆的拷贝上连续不断地放映出来。
母亲出生于一九二三年，十八岁嫁给父亲，便挑起了一个贫苦农家的家庭重担。当时爷爷还活着，上有老，下有小，家境潦倒，穷困不堪。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不甘于人下。她动员全家人勒紧裤带过日子，苦撑苦熬，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买上了两亩薄田。像长期泅水疲惫已极的人见到陆地一样，一家人那皮包骨头的脸上都绽放出了希望的欢悦。然而，这希望之光很快就熄灭了：一天夜里，伪乡长带了几个兵丁突然闯到我家里，一口咬定父亲私通共产党，就把父亲绑走，并将他投进了大牢。这真是晴天霹雳，爷爷被气得一病不起，母亲哭肿了双眼。后来伪乡长放出话来，说只要我家肯出钱，父亲就还有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救人要紧啊！母亲咬咬牙，只好又卖掉了那两亩田。这样一来，父亲虽然救出来了，可全家人多年忍饥受冻白费了，全家人多年的血汗白流了，全家人多年憧憬的希望又忽地破灭了。母亲的心碎了，她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在一个天高月黑的夜晚，她摸到那两亩田里，手扒着泥土，昏死了过去。当父亲找到她时，她衣襟上沾满了从胸腔里吐出来的鲜血。从此母亲患了痨伤病，身体更弱了，眼窝也深凹了下去。全家人继续在穷困中苦苦挣扎着。
幸而只过了一年多就解放了。但是，由于我们国家贫困落后的渊底太深了！谁也没有想到，从解放时算起，我们居然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才挣脱了贫困的羁绊。三、四十年啊！
我幼时嘴特别馋，常常被走乡串村卖麻糖的麻糖匠“勾引”得馋涎欲滴。那又香又甜的麻糖，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品，以为天王老子受用的也不过是这东西了。每当麻糖匠一进村，就“铛铛铛”地敲响了那手中的铁器，我立即就能听见。于是我便飞一般地奔去，跟在那麻糖匠后面，眼睛贪婪地盯着挑子里那馋人的麻糖，不停地咽口水。盯了一阵后，便又飞身回家，缠着母亲要钱去买。当然那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每逢这时，母亲先是好言相哄，哄不好就打。归根结底，那麻糖是买不到的。麻糖匠远去了，我总是失望地站在村口，将手指噙在嘴里，呆呆地目送着。于是我迫切地希望有钱，有钱就可以守着那麻糖挑子吃个够。哪怕只有一角钱，也可以解解馋啊！
这年春节，我跟着母亲走了几家亲戚，终于挣得了两元“过年钱”我高兴极了，天天盼着麻糖匠来。可麻糖匠还没来，钱却让母亲哄去了。她说怕我把钱弄丢了，先替我保管着，等麻糖匠来了就给我买。第二天下午麻糖匠就来了，我一听到那“铛铛铛”的铁器声，立即去找母亲。我没有想到，母亲此时却反悔了。我感到自己上了大当，气势汹汹地和母亲辩理，又哭又闹。母亲也恼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觉得母亲不讲理，一怒之下就赌气跑出了家门。那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寒风呼呼地刮人皮肉，我衣着单薄，瑟瑟发抖地躲进村头一座破庙里。整个下午我都在生母亲的气，觉得她不疼我不爱我，我满肚子委屈。天黑了，在呼叫的寒风中忽然由远及近传来了母亲呼喊我的声音，那声音长长的、凄凄的。我没有理她，任由那喊声远去了。天更黑了，风更猛了，整个天地似乎都在寒风中抖动。这时母亲的呼喊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那尾声拖得更长，声调更凄厉，感情更悲怆，在无边的黑暗和寒气中颤颤的，带着发抖的哭音。我终于忍不住了，箭一般地从黑暗中窜出。母亲一把拉住我，在寒风中把我紧紧地拥抱到怀中，同时一串冰冷的泪珠落在我的脸蛋上。“孩子，原谅娘吧，我求求你！”良久母亲才颤声说出这样一句撕心裂肺的话来。
事后我好像稍微懂事了一点，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缠着母亲要钱买麻糖。但那时我毕竟是个孩子，终究没有挡住那麻糖的诱惑。一天，当麻糖匠又来的时候，我悄悄地在门后挂着的母亲的衣服兜里偷了三角钱，跑到麻糖匠那里全买了麻糖。在小伙伴们一片羡慕的目光中，我美美地享受了一下天王老子的生活，真是快活极了。没想到小伙伴中出了个奸细，迅速将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这次却没有打我，只是叹道：“你啊，知不知道那钱要买两斤盐巴了？”我看得出，母亲很痛惜那三角钱。我当时心里还悄悄地埋怨母亲，觉得她太小家子气。而现在想起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母亲当时的心境，当时哪怕是一分一厘钱，对我们那个穷困的家庭来说，都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啊！那些钱是决不能花在买麻糖之类的奢侈品上的。
一九五八年后的几年里，由于内灾外患，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人民普遍处在饥饿之中。
一九六零年的春节到了，这个春节没有鞭炮声，没有孩子们的嘻闹声，也没有人们相互拜年、相互拱手道贺的贺喜声。初一这天，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弟兄妹五人到野地里去挖野菜。老天似乎也在怜惜天下受苦人，这天天气异常的好，阳光格外和煦，也没有风。到正午时我们挖满了一背篼野菜，就围坐在母亲身边歇息。母亲身体更弱了，由于长期饥饿，缺乏营养，浑身已浮肿，用手指轻轻地往身上一摁，就摁下去一个窝，很久都恢复不了原样（这是当时中国较普遍的“时代病”）。我们刚坐下来一会儿，母亲开始不停地咳嗽，喉头像拉风箱一样呼噜呼噜地响。姐姐用手在她背上轻轻地不停地捶，我们看着，心里都很酸楚。饥饿是当时最危险、最凶狠、最现实的敌人，它已无情地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忽地，我想起了小人书上有关农民起义的故事。那历代的农民起义不都是起源于饥饿吗？于是我好奇地问母亲：“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还没有起义的？”我话音刚落，母亲便“啪”的一巴掌打在我细细的后颈上，我顿时感到后颈热辣辣地疼，那一巴掌母亲使出了很大的力气。“混帐，不准瞎说！”母亲浮肿的脸上，双眼生气地圆瞪着，样子确实令我吃惊。我惶恐地看着她，不知为啥惹她动了这么大的肝火。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的怒容才减退了一些，她叹了一口气，说道：“现在穷些苦些也比那解放前强多了！孩子们，一定不能和这个社会唱反调！记住，千万要记住，要记一辈子！我们国家现在是暂时遭了灾遇了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看着满身浮肿、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内心被强烈地震撼了。
到了春末夏初青黄不接之际，我家的日子更难过。这时地里的野菜已挖光，树叶也老得不能再吃，麦子又没有成熟，就全靠政府发的一点救济粮过日子。我已经逐渐懂事，虽然饥肠辘辘，但能忍着。弟弟妹妹们则不行，直喊饿。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把它那柔柔的光辉飘洒在原野上、树木上、房屋上。我家院中有棵老槐树，每逢这时，母亲总爱把我和弟弟妹妹们叫到槐树下讲故事。微风轻轻地滑过地面，土墙根的蟋蟀在起劲地弹唱。母亲望着明月讲月中的玉兔和嫦娥；指着闪烁的群星讲炼石补天的女娲和天上的神仙。但她讲得最多的还是人间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令人憎恨的恶人，也有令人敬仰的英雄；有缕缕的哀怨，也有无穷的欢乐；有诉不完的人间悲苦，也有令人神往的境界和未来。月儿更亮更圆了，夜更加静悄悄，母亲的故事好像感染了一切，槐树的枝叶在兴奋地摇曳，蟋蟀也停止了它们的弹唱，在屏声静气地听母亲讲。弟弟妹妹们不再喊饿，我也不再饥肠辘辘。美妙的故事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真佩服母亲，她从没上过学，却知道得这么多，并且能把故事讲得如此精彩。夜深了，人们都睡熟了，但母亲讲的故事却使我兴奋得不能成寐。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溶溶的月色，听着大自然夜间的各种声响，还沉醉在那故事中，还被母亲讲故事时那动人的声调、神态、感情所激动。我慢慢体味着，从那些故事里，我感受到了母亲那颗永不悲观、永不低头、永远抗争的不屈的心；感受到了母亲对生活的丰富想象和执着的追求；同时还懂得了人世间的美与丑、爱与恨
一九六二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取了县一中。我要上高中了！我兴奋得直向母亲描绘我的美好未来。但很快我就醒悟了，我上不起这个学呀！我家本来就很穷困，偏偏那年夏季接连不断的大雨又将我家仅有的三间破草屋淋垮了两间，一家人挤在所剩下的一间破屋里。那被大雨淋垮的两间屋都没办法盖起来，哪里还有钱上学呢？我看着面黄肌瘦的母亲和背已经微驼的父亲，再瞧瞧那倒塌了的断垣残壁，心里充满了悲哀。我忽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该分担家庭重担的年龄了，虽然自己才十五六岁，但姐姐已出嫁，下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小，自己就是老大，我感到了老大的责任。于是我对父母亲说：“爹，娘，我不上学了，留在家里也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父亲听后没有说话，只是将头埋下“叭嗒叭嗒”地直抽叶子烟。母亲听后先是一愣，随即用微微发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用你留在家，你的好心爹娘知道，这就够了。”我连忙说：“可家里这样困难，我怎好？”母亲马上打断了我的话：“你别说了，爹娘只盼你好好上学，努力读书，学好知识和本领，将来好为国家出力。别像你爹娘，一辈子不识字，没有一点本事。娘和你爹早就商量好了，决不屈了你的才能，这个学你能上到啥样，爹娘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到啥样。”我被母亲的话深深感动了，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可我们家哪有这笔学费啊？”只见母亲转过身去，走到她和爹睡的床边，掀开床上的席子，又扒开下面的谷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土布袋子。母亲将土布袋子递给我，叫我打开看。我小心翼翼地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打开了这个布袋，里面露出了一堆钱，除了几张一元的，其它的都是角票、分票或硬币。我看着这一堆学费，直想流泪。很显然，父母亲早就为我想着这一天了。
当然，我的高中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的全部伙食费都是从父母亲的血水中挤出来的，是从全家人的嘴中抠出来的。上高二时，一次我回家拿伙食费，母亲很歉意地对我说还没有操办好，叫我先回学校去，让父亲第二天把伙食费给我送到学校来。可我回学校后一直四、五天过去了，仍不见父亲的身影。学校停了我的伙，我焦急万分地赶回家去。到家才知道，我回学校的第二天，母亲把家里养的两只兔子和两个老南瓜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为我筹集伙食费。到集市虽然只有三、四里路，但由于母亲身体一向很差，重重的两个老南瓜和两只兔子压在她的背上，行走起来就非常吃力。来到离集市不远的一片洼地前，因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洼地里积满了水，到集市去又必须经过这片洼地。母亲本来是很怕下水的，但想到我急需伙食费，于是就咬咬牙，脱了鞋，挽起裤脚，向水里踏去。到了洼地中央，母亲忽然一阵猛咳，身子一晃荡，脚下一打滑“扑通”一声跌入水中。要是换了别人，很快就会爬起来，但母亲却在水中挣扎了好一阵也爬不起来。后来其他赶集的人路过这里，才帮忙把母亲拉起来。劳累加上水淹，母亲就这样病倒了。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不禁伏在床沿上呜呜大哭起来。我不忍心母亲再为我煎熬，我说：“娘，我要退学！我不能再这样折磨您了！”母亲却伸出枯枝一样的手给我揩去眼泪，说：“傻孩子，退学有啥用？你咋又忘了我平时嘱咐你的话了？你就是整天守在娘的身边又能怎样？难道娘的病就能守好了？孩子，熬下去吧，一定要熬下去！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定要好好地上学，用不着牵挂家里。”我看着形枯容槁的母亲，更加明白了母亲对儿子的一片苦心。我不能自己地又一次伏在床沿上呜呜大哭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曾有一次惊人之举，令全村的乡亲们对她肃然起敬。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到了成都，是后来听弟弟给我讲述的这件事。
一九七一年，由于受旱，我家两亩自留地的庄稼全被旱死，颗粒无收。没想到闲了一年的土地就像疲惫的人经过歇息后蓄满了力量一样，到了一九七二年，麦子长得出人意料的好。麦子抽穗了，扬花了，灌浆了，满仁了，泛黄了，硕大的麦穗齐刷刷的，满地密密麻麻的，煞是逗人喜爱。母亲每天往地里跑几趟，回到家里总是笑。弟弟说从没见过母亲有这么多的笑。一家人都盼着麦子早日收割，好放开肚子吃几顿。
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那年全村各家自留地里的麦子都长得特别好，惟独生产队的长得差。收割的日子到了，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村里蹲点的一位公社干部说这是搞资本主义，要将各家自留地里种的麦子全部充公。这消息一传开，全村就像炸了的兵营，人们先是惊呆了，尔后便震怒了。
这天，那蹲点的官儿带着几个人，最先来到我家自留地边，准备割我家自留地里的麦子。母亲正在家里，听到消息后，急得立即抓起一把镰刀，飞快地奔向麦地。她来到那伙人面前，本能地伸开双臂将那伙人拦住。那官儿叫母亲让开，母亲却像没有听见似的动也不动。那官儿恼了，手一挥下令道：“割！”还没等那伙人弯下腰去，母亲突然怒吼道：“看谁敢割！”她猛地将镰刀高高举起，钢浇铁铸般地立在那里。微风吹着她满头长发，宽大的衣衫在她干瘦的身躯上不住地抖动，憔悴的脸庞已气得苍白，眼里闪着骇人的光。谁也不会想到孱弱的母亲会一下子变得这样凶，这样威武不可犯，俨然像一个披发仗剑的天神。母亲的确是愤怒极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粮食，保护劳动果实，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心灵深处那种神圣的东西受到了践踏，受到了亵渎。母亲指着那官儿喝问道：“资本主义？你整天蹲在村里吃我们喝我们，一天三顿饭，顿顿好米好面、鸡鱼大肉，连嘴巴都吃得流油了，也不是资本主义！轮到我们社员能收点粮食、吃上几顿饱饭，就是资本主义了？你安的什么心？这是哪家的理？”母亲声音嘶哑，字字带血，又继续吼道：“今天谁敢动我地里一根麦秆，我就和他拼了！”围观的人群里也发出了一片愤懑的附和声和喝斥声。那官儿被震慑了，在盛怒的母亲和人群面前退缩了，众怒难犯啊！
事后，乡亲们都为母亲捏着一把汗。幸好多亏了当时的那位公社老书记，硬撑着把这件事给抹平了，母亲才没有受难。全村每家每户自留地的麦子都保住了，乡亲们皆大欢喜。
母亲是个没有福气的人。当漫长苦涩的生活即将结束，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的时候，母亲却患了肝癌。她的病是一九七九年底确诊的，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完全惊呆了，瞒着母亲哭作一团。母亲的病一发现就已经到了晚期，明知治不好了，但我和爱人还是把她接到成都治病。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好受一点、稍安一点，对母亲的大恩大德才能报答一点。在成都我和爱人除了带母亲到四川医学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病外，还带着她到处游玩。一辈子都厮守在家门口的母亲，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因此我想让她尽量开开眼界，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风光。并不知道自己病情真相的母亲，在游玩中常常像孩子似的惊诧不已，有时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看着她这样，我和爱人也就陪她一个强装的笑脸，而心里却比什么都难受。
在成都只住了三个月，母亲非要回去不可，我便只好把她送了回去，自己又匆匆赶回成都上班。
一九八零年麦收过后，母亲病情恶化，弟弟发来电报，要我赶紧回家。我到家后，见母亲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了，她身上的肉好像已被骨头吞吃光了，只剩下一副突出的骨架，那是真正的皮包骨头。母亲见了我，艰难地微笑了一下，要我把她背到院子里去，我含着泪照做了。初夏的风徐徐地吹着，树木一片葱绿，刚收割后的土地光秃秃的，显示着它原有的贫瘠，同时也透露出已开始到来的生机。母亲要我把她放下来，让我和弟弟搀扶着她。她在院子里久久地立着、望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深思。最后母亲回转身看定了我们家那低矮的破草屋，发出一声长长的撼人心魄的叹息，便叫我背她进了屋。从此母亲再也没有起来。母亲寿终时是睁着眼的，脸上布满郁郁之情。这年母亲五十七岁。
母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深深明白母亲临终前看着破草屋的那一声长长的叹息的含意，她决不是悲叹自己生命的完结，也不仅仅是感叹自己悲苦的一生。是什么呢？——这是母亲在怨恨自己，怨恨她没有本事，拼命挣扎了一生也没有给子孙们带来富裕。
我想到这里，胸中就一阵揪心的疼痛，我几乎要喊起来：“这怎能怨您呢？我的母亲！”
母亲，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您已在我心灵深处建起了一座丰碑——一座品质上、人格上、道德上、信念和力量上的丰碑。
母亲，我可爱可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