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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校平顶山市一中，留给我记忆最多的应该是几位老师。其中使我受益终生的是张连庆老师，在二十年前，我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的班主任老师，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过。去年，当我把过去二十年来写的散文收集在磊子散文集里出版后，曾经想抽暇到郑州去再找找他，送给他一本。不曾想，书刚出来不久，就听到一位也曾是他的学生的同事说张老师已经故去了。怅然良久，怏怏而罢。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似乎就表现出了某种写作的天赋，这使得我在今后的求学生涯中一直成为语文老师所钟爱的对像，而数理化老师则普遍对我嗤之以鼻。记得刚到一中上学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辛老师，大约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一生气鼻子就显得特别红。那个时候是文革后期，天天都在号召学黄帅反潮流，学校里特别乱，老师也不敢管，有些不那么负责任的老师，往往是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征求学生的意见，今天讲不讲，如果学生说不讲，他便拿起教案扬长而去了。可是辛老师却不同，每次上课仍然是讲得非常认真，不管学生在下面如何捣乱，都要坚持把内容讲完，因此很不招学生待见。但我还是很感激他，现在仍能回忆起他拿着我的作文在讲堂上作范文来读的情景，真是幸福极了。初中的三年中，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是刘淑兰老师，她是教数学的，对班级的管理尽心尽力，很负责任。但我对数学并不感兴趣，因此留给这位老师的印象并不好。所以一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才被光荣地吸收进了红卫兵组织。因为觉得有些丢人，集体的宣誓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了。事后刘老师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不热心加入组织提出了批评。刘老师最终愿意让我这个比较落后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还缘起于这样一件事情：那时，社会上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活动，毛主席说过，宋江是个投降派，投降之后就去打方腊，因此应该受到批判。学校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刘老师不知听谁说我有画画的特长，便叫陈班长交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画三张批水浒的连环画。陈班长是刘老师一直倚重的女生，本来这个任务是交给她的，总共要画二十多幅，陈班长大概是嫌任务过于繁重，就提出让我分担一些，刘老师慎重地想了想，只同意交给我三幅。我那时除了对作文感兴趣之外，对画画也是情有独钟的，业余时间还拜了一位八中的美术老师教我学画。因此这三幅画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而且，为了好好表现一下自己，我也确实是用了心的，把自己当时所掌握的全部本领都用上了。后来，这些画交出去后就贴在我们教室楼的窗子下面，很长的一排，我的最后三幅与陈班长画的十几幅贴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构图到线条再到形像，都明显高出许多，成为了轰动校园的一件事情。学校美术组的郭老师看了，当即就找到了我，要我加入学校的美术组。但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在美术组待了没几天，受不了约束，就自动脱离了。好脾气的郭老师倒也没再找过我。
回顾整个中学时代，我除了如痴如迷地读过一些课外书之外，实际上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几次分班我都被分在比较落后的班级里，浑浑噩噩，只等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然后到社会上去撒欢儿。现在想来，先后给我留下印象的除了还有教语文的何老师、冯老师和一位至今我已经忘记他姓氏的一位操广西口音的老师之外，当数教地理的闵老师和教历史的王老师，闵老师瘦瘦的，满头银发，曾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班主任，非常严厉的样子，而个子不高的王老师则教我们历史，是个很固执的老头，对历史教学一丝不苟，不允许我们有丝毫发挥。而我又是一个太爱发挥学生，总不愿照本宣科，因此很受过王老师的一些批评，不过在高考中，我的历史也是受益比较大的。谈到看课外书，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好像还是在我上初中时，我当时已经迷恋上了三国演义，天天看得是欲罢而不能。有一次，在写语文作业时，我忽然有所感慨，就套用了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的结束语“几郡城池无我分，一场辛苦为谁忙！”将其改为“六门功课全不会，一场辛苦为谁忙”结果不知被谁上报到了管教学的郭副校长的耳朵里，有一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郭校长就引用了这句话，大意是说，现在，有些学生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六门功课全不会，一场辛苦为谁忙”的思想，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坐在下面顿时呆若木鸡，连脸红了没红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