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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我的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受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在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记、府记，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人国最贫困地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必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但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的全境，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入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说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坂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一切已经多么令人太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爱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还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飘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名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赤我对这类常见的吵不感兴趣，但不种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作！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滨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灶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佬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我知道分说的是责任制。
“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反架一般推开我，到售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了）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咂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这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帐债。
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帐。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帐债，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得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打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来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