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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过来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的大众冷食。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就成了。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到后来，每天说一会儿我父亲的坏话成了我们娘儿俩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我母亲的那些坏话也说得越来越轻描淡写，越来越充满一种恶毒的善意和排斥的亲近，给人觉得她是在用这种形式想念我的父亲。这种形式也使没有父亲的我自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亲，他一直固执而强大地生活在我们的坏话里。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5周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个下午，当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陈非，当陈非跌落在一堆废铁上，当我和我母亲的目光对撞的一瞬间，当我母亲瞪大双眼将食指紧紧压在唇上之后，嫉妒这种物质暂时从我体内排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陈非之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座城市一个妇孺皆知的话题。新闻报道说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陈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时从梯上跌下因头部撞在地面一块三角铁上当场致死。
这是一场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在那些日子里，去我们家串门的人很多，因为我母亲是这个事件的惟一目击者——串门的人从未把那天在场的孩子放在眼里，包括我。我深知我母亲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种来访者的各种询问，甚至别人不问她也加倍主动地诉说并且说起来滔滔不绝。仿佛只有主动地光明磊落地大讲陈非的死亡过程才可能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远的不受怀疑。她的诉说一般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太可怕了！”然后她长叹一声，接着便讲起她怎样先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看见陈非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只铁皮玩具猴。我母亲特别强调了玩具猴对陈非安全的妨碍，她一般在结束讲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说陈非不应该拿着玩具上滑梯，这样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亲侧重对玩具猴的讲述，起初让我以为她是暗地里替我鸣不平，因为玩具猴的确是导致陈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并没有跟我母亲说起过玩具猴对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对陈非的仇恨，我把这一切藏进心里仿佛已预感到它的事关重大，它与前次的蝴蝶结事件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量级。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母亲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陈非死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后她也能更改叙述角度，避开玩具猴，又大肆叙述滑梯下的废铁与陈非死亡的紧密关系。我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人真是本领高强，像我母亲，她几乎无师自通地知道哪些话是时代要她说的，哪些话她应该避开时代的不高兴。1958年她本可以针对滑梯下边那堆废铁发表看法的：一个孩子从滑梯上摔下来，如果他没有落在废铁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许他不会死亡。但恰恰是废铁导致了他当场死亡，却没有人对废铁堆放的位置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等于否定一个时代，或者简直就等于阻挠中国人民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于是我母亲和有关领导有关新闻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废铁，转而向陈非坠地时手中的英国铁皮猴提出质疑。我母亲说陈非为什么会抱着玩具猴上滑梯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件玩具了，不仅他喜欢，班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国玩具，它来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垄断玩具市场的一直是欧洲，不可否认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具备生产这种玩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羡慕英国，连他们的玩具都羡慕，羡慕到不分时间场合地爱不释手。假如我们自己可以大批生产这样的玩具，一只英国铁皮猴就不会对陈非小朋友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死亡就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炼钢铁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后我母亲再检讨一下自己，她说作为中班老师这也是她最失职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没有看见陈非手中有玩具，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她多半会流下泪来，流着泪的时候她开始夸陈非的聪明和干净，好像他要是不聪明不干净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里，装得像个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听我母亲念经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哑，嘴唇爆着白皮；她的脸色憔悴，眼珠在眼眶里永远无法稳定似的移动着。她的絮叨延续到后来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尔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过此地住在我家，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没必要）讲起陈非的死。啊，那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羞愤难当。与其说这是我母亲对我奋不顾身的保护，不如说她是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当来人散尽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时，我们相对无言。我母亲居然还会对我流露出一点儿尴尬和愧色，仿佛因为她的表演并不尽人意，而这不尽人意的表演让我点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后她再一次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动作：竖起食指紧紧压在唇上。我立刻为这个动作感到一种沉重的寒冷，因为这是一种充满威胁的爱，一种兽样的凶狠的心疼。我将在这种凶狠的被疼爱当中过活，我，一个5岁的罪犯，靠了我母亲真真假假神经质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应为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我本应为此与我的母亲更加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你想错了，我没有。我为我这“没有”感到深深的内疚，内疚着，却非要“没有”下去不可。我对我母亲出乎寻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绝她的拥抱。我对她给予的巨大庇护越来越毫不领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啰嗦的“死亡叙述”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双手发麻。因为她每说一遍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一遍“这是假话”而我母亲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话使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脱离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无法脱离她，正是因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证。我有时也会惊奇我在5岁时就有这种分析自己的能力，我还感觉到正是陈非的死更加亲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母亲在虐待自己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些许快乐呢？她丢弃了丈夫，从此把我当成她的惟一。如果陈非不死她便没有为我献身的机会，现在她如愿以偿：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诫我牢记我的罪过，我为此快要发疯了。
我的“发疯”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语和沉默来体现的。自那个下午之后我们母女的生活便再无乐趣可言——我们甚至不再说我父亲的坏话。这时我才明白说人坏话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们不再有从前那种积极而又单纯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亲似乎也有意避免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儿园领导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还要求每天晚上参加炼钢。园领导说你的孩子还小晚上怕不方便吧，我母亲便说大炼钢铁赶超英国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园领导答应了我母亲的请求。从此她每天晚上在火光熊熊的小高炉前一守就是大半夜。她和其他一些大人往炉子里填着废铁，她额前的一绺头发都被烤焦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偷跑出去看她炼钢，我看见她从废铁堆里捡出了陈非那只英国产的玩具猴子，勇猛地扔进了小高炉。那时她的表情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似乎因为陈非留在北京路幼儿园的惟一痕迹已彻底被销毁。我看见了她的这种表情，她也看见了正在看她的我。不知为什么在一些关键时刻我和我母亲的眼光总能相遇。那一刻她非常不高兴，她涨红着脸跑过来对我说：“你应该在家睡觉，回去！”我扭头就往家走，一进家门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我用我的被子裹住我自己，钻到床底下去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故意要让我的母亲着急。后半夜我母亲回来了，当她发现我不在床上，果然急了。幸好她及时看见了露在床边的我的被子角，赶紧从床底下把已经昏睡了很久的我抱出来，要不然她一定会歇斯底里狂呼大叫的。她抱我出来把我晃醒，她摇晃着我，一边小声地然而怒气冲天地对我说：“韩桂心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生活有多么艰难，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不再担惊受怕呀你！”我紧紧闭着眼不说话，耍死狗一样全心全意和张美方妈妈作着对，从小我就有这种在必要时一言不发的本领。当我练就了这种本领，我和我母亲的位置就颠倒了一下：陈非的死仿佛是我母亲一手制造，而我反倒根本与此事无关。
我相信我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坏孩子，不然我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陈非死亡近一年的时候，这件事在大家心里已经淡了下去，幼儿园的滑梯也已经拆除，不仅北京路幼儿园，全市幼儿园都不再有滑梯这种东西。但我却渐渐不甘心起来。第二年，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市长——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个妇女参观团来北京路幼儿园参观，这时我们中班已升级为大班。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当市长和客人来到游艺室时，由一位小朋友给客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出风头的事是轮不到我的，我对此也就漠不关心。但是，当市长陪同客人走进游艺室，那个被指定讲故事的小朋友却由于过度紧张，怎么也说不出话了。张美方老师蹲在她眼前启发诱导，并且替她把故事的开头讲了出来，小朋友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搞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还是恐吓张美方妈妈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机会。我于是走到客人面前大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一边讲一边看张美方妈妈，我看见她的脸“刷”地变白了，我还看见她几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着。她仿佛知道我要讲什么，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讲什么。我高兴看到她这种样子，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见张美方妈妈的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我终于看见她艰难地把食指竖在了苍白的唇上。几秒钟之内我妥协了，我应该向张美方妈妈表明我的妥协，我继续讲：“我就我就从山上下来了。”讲完这句我就闭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让客人们莫名其妙，但大家还是很客气地鼓了掌。有人称赞了我的想像力，说“山比天高”这就是想像力。市长还抱住我吻我的脸蛋儿，并送给我一盒十二支装的彩色蜡笔。
又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到我家来，我母亲给她彻了一杯茶，她们很亲切地说着话。我知道客人是我母亲的领导，是领导就能掌握我母亲的某种命运。这时我又突发奇想地站在园长跟前，我对她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开始讲，我母亲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母亲突然放下茶杯——她以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过，当我父亲的杂志主编到我家要白矾时，我父亲是怎样慌张得打碎了茶杯。难道今天我对我母亲的威力就像当年那主编对我父亲一样？茶杯碎了，我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抓挠着地上的碎杯子，两眼却直直地看着我。我还要继续讲么？我心里斗争着。其实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胆大，我真正要看的，不过是我母亲的恐惧表情罢了。她恐惧着我就主动着，我常在这时觉得我能操纵我们的命运。碎茶杯打断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讲了。园长本来就似听非听，我不再讲，她也就不再听了。不久以后我母亲升做副园长，我得知那天园长到我家，就与这件事有关。
我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被提升，谁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负责的中班死过一个孩子。后来我猜测也许因为她炼钢太积极了吧，她毫不利己，昼夜加班，把几岁的孩子（我）扔在家里一扔就是一夜。她炼钢不仅烧焦了头发，有一次还被炉中火燎去半条眉毛。炼钢是第一位的，对一个孩子的生命负责，在大跃进的年代对一个幼儿园老师来说，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需要一件灯芯绒罩衣而我母亲不给我买时，我就开始讲：“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立刻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亲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便不再劝我。上小学之后我经常逃学，因为我不合群，我不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每个班里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这些“王”威力无比，同学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么零食要首先贡献给他们吃。“王”说和谁玩就和谁玩“王”说不理谁大家就都不理谁。我讨厌我们班的女王。其实不仅在小学，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是与你终生不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见面就觉得你们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我和班里的女王之间便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她也不愿服从她的命令而逃学。我早晨不起床，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条斯理地开始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不再吭声，班主任家访时我母亲还替我撒谎说我病了。
我觉得那几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亲为乐事，因为没有人来折磨我。童年的我虽然还不懂法律，不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最简单的人生常识，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应受到惩罚的，我本应受到我该受的折磨。我母亲不遗余力地阻挡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谁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听见韩桂心的话，因为打我们眼前走过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那女的就是前两天在刘爱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经换了他人。我目送着这一男一女，直到他们行至甬路尽头让大树掩住。韩桂心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韩桂心说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么？我说听见了，你说"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