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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尊敬的李敖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早上好，最近几天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庆典的高xdx潮，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校友和贵宾云集到复旦校园，欢庆这一重大的节日，在喜事连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这就是以特立独行蜚声海内外的李敖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李敖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给我们校庆增添了异彩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先介绍一下演讲台上几位先生，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李敖先生，第二位是我们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博士，第三位是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我叫姜义华，是我们学历史系的教师，现在担任人文学院校长。现在先请李敖先生、秦绍德先生、刘长乐先生就坐。
姜义华：我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我很早就注意到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在1961年还就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他撰写了播种者胡适和胡适的经历和著作两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作为新文化播种者的历史功绩，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一批御用文人围攻中的胡适打抱不平，而崭露头角。
我在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是将李敖先生看作继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李敖先生曾经被胡适评价为“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作为一个坚持思想和学术自由信念的顽强斗士，李敖先生身陷囹圄多年，但是这些逆境更锤炼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他所撰写的传统下的独白、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书都致力于用事实、用大量第一手他所掌握的珍贵的资料，打破其他人制造的种种神话，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史论，更是政论，这些著作使李敖先生成为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敖先生著作等身，还有独立鲜明的个性，一贯敢于思前人所未思，想前人所未想，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在大陆出版，还通过凤凰卫视专题节目正在缩写李敖先生。
姜义华：李敖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看上去还像中年，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犀利和活力。今天，李敖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文的机会，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做的第三场演讲。中国正处于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怎么样充分重视人文的发展，是我们大家一直关心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论，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发端于我们的复旦大学，这两场熊熊烈火最初都是由复旦大学点燃起来的。今天参加李敖先生演讲会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人文科学院及其他学科的许多教授和青年学生，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我相信李敖先生的演讲必定会受到复旦的欢迎，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敖先生演讲。
国家富强是多么重要
李敖：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的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很倚老卖老地说，我看过的上海你们都没有看过。远在56年以前，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这个外滩，在银行的面前，上海的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打群众，群众怎么来的？清早5点钟戒严的时间一解开，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银行，干什么呢？去挤兑黄金。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搜刮了人们的财产，用金圆券搜刮人民财产，就是说你家里有黄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来兑换金圆券。如果不兑换的话，黄金没收，人法办。这些黄金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忽然一夜之间要卖出来了，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到外面卖可以卖2两的价钱，所以上海人疯了，就拼命挤兑黄金。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叫做“空中堡垒”就是骑着大马拿着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亲眼看到一个灭亡的政府，一个亡掉的中华民国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和他们一起逃到台湾，当时我没有选择权，因为我只有13岁。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后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你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而言，我才知道国家的富强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请鼓掌。
在复旦讲“尼姑思凡”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为什么要讲尼姑思凡？讲到我们理想及现实一面。
在元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话，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后，她把眼看着眨，眨巴眼看他，眉来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较务实的一面。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当年是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叫卡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下午的黑暗。这本书里面讲到老共产党被整的时候，要枪毙他的时候，他最后和整他的年轻的共产党说，儿子，你们休想硬把天堂造出来。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着邓小平的说法，他在45岁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其中有20年的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了？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什么原因？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皇帝，你们都叫他汉高祖是错的，应该叫汉高帝。汉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贤帝，贤帝就三国了，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是多少的好吗？汉高帝刘邦痛恨知识分子，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笑），知识分子来的时候是戴着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来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这些人。有一个人叫陆贾，就和他讲，说怎么样治国。刘邦说，马上得天下，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陆贾讲了一句话，你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专业人才。这个专业人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说出自北大清华，当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
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用爱国的热心拼命想把天堂造出来，所以我们付了代价。可是我们又回头想，我们有没有机会建造一个天堂？当方法对的时候，当时来运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造出天堂。
今天是中国的大好机会
大家想想看，有一句外国话：中国人的机会，这句话是讽刺的，是看不起的，是美国过去在西部淘金时代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机会，就是中国人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机会，只要你变成中国人，就没有机会。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不但中国人有机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都有机会。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里，中文是很难学的，中文是很难认的，不是吗？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曾经努力要消灭这个中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只造成了简体字成功了，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简体字面对现代的时候，它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当中文你不去写它的时候，中文很容易学，我告诉大家，中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化，从文法而言，是非常简单的文法，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可以是形容词当动词，我们中文有这么优秀的转变的能力，大家知道吗？这种东西大家过去说中文不利于发展，要消灭它，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要消灭它，发现忽然中文咸鱼翻身，就是因为了现在的科技，当打字的时候发现一个字一个音是最好的一个输入方法。
当我们知道中文里面有很多同音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困难，可是我们把它解决。我李敖穿的衣服的“衣”字有156个字的同音字，好比我李的“李”字，有的是有音没有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复旦大学来面对。我们中文把它发扬光大，为什么消灭不了？它有那么厚的文化基础，为什么？它有十万字的古书在我们的背后，它不是埃及文字，也不是巴比伦文字，中文是一个活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英文，英文在14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语言，它是德国式的一个土语。英国那个时候国会开会讲法文，大学讲课讲法文，吵架讲法文。可是当英国人出了莎士比亚，出了约翰生，出了这些人以后使英文变得越来越强势。到今天，英文直接威胁到全世界各国语言，包括法文和中文。可是当现在电脑科技出现的时候，英文威胁不到我们，我们发现有这么好的基础来发展我们的中文，并且发展我们中文的思路。所谓中文的思路就是过去因为中文的智库组常常用4个字的成语来表达思想，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文字。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大家夺门而出，请注意这个夺，这个夺字很重要。我李敖讲的好，他们眼泪夺眶而出，我讲得太好了，眼泪都快出来了。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望风而逃，大家注意这个望字，中文有一些极好的特色。
我必须和大家说，虽然你们的国文很好，的确赶不上我，为什么赶不上我？因为你们缺少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就是我有一个本领，把任何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除了搞数学以外，搞文学，搞语文，要把它量化。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们描写老中青三代，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描写，我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大小，当中年以后我关心的是长短，当我老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硬软。人生既然是这样分的，刚才我去1号，当我60岁的时候去了1号出来，大家知道我们男生的裤子前面有一个拉链，拉链前面有一个布盖盖住这个拉链，那块布英文叫做fly，当我60岁的时候常常小便出来，拉链常常没有不拉起来，当我70岁的常常拉链不拉就小便，用具体的方法描写我60，描写我70，这是多少的重要。当我们说这是女孩子，这是老头子，这不是最好的中文，当我们说这是红颜，这是白发，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用四个字的语言说，现在我在倚老卖老，大家想想看，倚老卖老这四个字多么有趣，倚是靠着老，可是也是大模大样的，好像坐在椅子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文有它的好的语言，有它好的表现法，有它好的意境。并且当中文电脑化以后，我们才发现简体字不好认，繁体字好认。根据原结构出来它好认，当我们不写它的时候，它就好认。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要不要把中文的优点用现代的科技把它开发下去，我们有很多意境是洋人所没有的。好比英文有一个ajar，就是门是半开的，中文没有这个字，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意境，所以我们写书，写西厢记，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就是中文的意境。好比说，宋朝的黄山谷，他忽然说香来了，一听说香来了，每个人都这样子嗅，他说不对，他说香气这样闻就不是香气，香气是你坐在这儿，忽然一股香气到你的鼻子里了，香气是主动你是被动，这样感觉出来的香气才是香气。这么细腻的感觉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黄山谷也说，当他做官被贬官，有一次到城门楼里把他关在里面不让他动，外面在下雨，人出不去，他把脚从窗户伸出去，因为雨水淋到他的脚，他说我生平没有感觉这么快乐，大家想到这个意境吗？这是了不起的意境。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里面，中国的思想里面可以保留这么多的意境，用现在的科技我们把它发扬光大。
我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当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机会。美国有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这个孙子一辈子赚了很多钱，可是都糟蹋掉了，因为他喜欢投资发财，可是每次投资都失败。最后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个玩艺，你这么和它讲话，隔壁就听到了，就是电话。可是马克吐温说这是什么玩艺，我不要投资，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一辈子要投资，最后碰到一个最可以投资的他漏掉了，这就是机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遭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中国人应该面对一个机会。我常常说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珍惜这一次机会。
有人打我李敖的主意，说你到了北京你要骂共产党才过瘾，有的人也打我李敖主意，你到了北京你要捧共产党才过瘾，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啊！？（笑）
我刚才在车里和刘长乐老板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我们这种人该说的就要说，该说对的就要说对的，该说错的就要说错的。可是，我们知道讲话要有技巧，硬梆梆的讲话是不好的。所以我给大家演讲，第一次讲演是金刚怒目，第二次讲演是菩萨低眉，第三次是尼姑思凡，为什么叫做思凡？就是女的下辈子要变男的，男的下辈子要变成佛，这是佛教的整个精神。女的下辈子成男的，这是尼姑的理想，可是现实上面她觉得花花世界，灯红酒绿，觉得很遗憾，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理想问题，可以谈一点现实问题。
放弃自由主义
美国有一个报纸，办报的人叫abbott，他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他爸爸是一个写儿童书的作家，他爸爸临死前告诉他说，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教会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这个小abbott老了以后，他回忆这段话，他说我回忆我爸爸告诉我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他说我发现我爸爸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
我们现在看是务实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是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我到了祖国我公开宣布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它本身是虚无缥缈的。从17世纪、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所要的就是落实一部分，就是对我自己，我自己反求诸我能够心灵上获得解脱，关着门和自己干的，一出门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我要政府给我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的自由，这就是和政府干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当这些东西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谁还要自由主义啊？我要宪法，我不要自由主义。
同样的，各位，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当然是最好的理想。我们中国所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后一句就是各尽所能。这个理想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可是我必须说，没有经过人类贪婪的过程，这个理想达不到。什么贪婪？就是我做工做得多做得少，薪水和你一样，人类贪婪的欲望就出现了，我就不努力做工了，上班以后看报纸，剪指甲、大便，都来了。怎么样鼓励人们？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先让一部分人先发财。我们听起来很怄气，可是事实上这就是人性。当人们有人性之后，我们会有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问题，自由主义了，共产主义了，这些话可以少说一点，高兴的时候说几句，或者说做研究的时说几句。
秦城监狱已无政治犯
可是我的意思是距离我们太远了，邓小平说，下一代人比他聪明，邓小平这一辈子，45岁以前打了22年仗，45岁以后有20年走错了路，然后他有机会来挽救这个局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再遭遇了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也感觉不出来这些困难，现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再斗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我们是多么珍贵的一刻。有人说不再斗争吗，他们也在钩心斗角，大家知道吗，钩心斗角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阿房宫上面的建筑物都是钩心斗角，本来是这么一个典故。现在我们说勾心斗角难免会有，争权夺利难免会有，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所以我和大家说，听我讲的话，我已经70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讲话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敢说绝对是独来独往，我不受人左右。可是我再讲一遍，我讲的该凶的时候凶，该温和的时候温和，该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开玩笑，可是当你笑过以后，你才想到你的眼睛里面可能有泪。
大家看看两天前的文汇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有60位的委员，他们其中有三分之一，他们是和我们，或者说是和北京政府口口声声说民主，北京政府可能说不出口，我李敖说得出口，你们真民主对不对？是对的。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争取？为什么97以后英国人把香港还给了我们，你们才争取？争取民主是好的，可是争取的太晚了。
这批人有三分之一可以到外国随便走，可是门口把他挡住了，你不要到内地来，所以有三分之一的议员，主张民主的议员来不了祖国。两天以前他们可以来了，并且欢迎他们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员亲自欢迎他们来了。大家注意什么？注意到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有信心，不要以为共产党不会开放，我们认为他会开放，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他会开放。
我讲了这些，讲到中国禅宗的语言，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是什么意思？不是杀人，他是消灭你的思想。所以过去林肯总统说，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消灭他。过了几天他和他的敌人拉着手在走路，人家问林肯总统，他不是你的敌人吗，你不是要消灭他吗？林肯总统说我不是消灭了吗？敌人不见了，变成我的朋友了吗？
我和大家说，中国的那语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说了一句，时髦不能动，这才是大丈夫，什么叫时髦？对着那些希望你说他好话的共产党，赞美共产党是时髦，对着那些居心叵测的台独分子，小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些人，你骂共产党这是时髦，这还能活吗？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可是再讲一遍，我是很讲究技巧的，没有技巧是不好的。
清朝的龚定庵很有才气，他可能是通奸被本妇毒死了，他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科是科举，好比我说做了秀才，我做了状元，我有头衔，科以人重科亦重，就是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可我今天我是毛泽东复旦大学毕业，毛泽东反过来影响了头衔，复旦大学的头衔也跟着重了。科以人重科亦重，因为人重要跟着重了。可是人以科传人可知，这个人什么都没有，说我是复旦毕业，靠着这个头衔混的，这种人什么样人我们都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你们不但要从复旦出来，还要超过复旦，这样子由于你们的光芒四射，对你们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回馈。
我今天讲这些话，大家可能是最后听到了，因为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要讲的话，我这三场讲演结束在今天，和大家搞不好就是做最后的告别。为什么这么悲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听送我一千块的胡适先生讲演，我听了以后八个字：不可不听，不能再听。为什么不可不听？那么有名气的大学者讲演怎么能不听呢？不能再听，第二次讲还是那一套。
我在这儿的学问最大的，告诉各位，什么原因？我没有什么杂务，一天关着门自己在进修，所以念书念的比他们全多。用我这种成熟的智慧，请大家注意，你们老笑，我告诉你，陆游一首诗，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我在你们面前我和你们开玩笑，你们别笑说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为我狂，我死了以后你们想我想得发疯。
我和大家说，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演，我所要说的，你们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容我讲一句话，在祖国的朋友们，在科学上，在技术上，自然科学上都非常优秀，在人文科学上面考古这些方面也优秀，可是我必须说，涉及思想层面，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的，我们祖国的朋友们这么多年来吃亏，原因不是别人，就是马克思。因为你一定要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才能发挥演绎，才能发学术论文。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很好，我们现在已经想通了，知道马克思离我们远一点，我们现在想通了，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情。真正的自由开放，就是我们真的不受人家来骗我们，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来辨别。可是我必须说，我们祖国的朋友们在社会科学涉及思想方面吃的亏被压住了，被盖住了，被捂住了，所以我经过这次演讲，希望大家说马克思再见了！
各位我和你讲，今天复旦大学100岁，你们知道100年有多少不同吗？你们穿的鞋有左右脚，100年前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穿的鞋不分左右脚，想得到吗？事情不大，可是你们知道百年之间有多少变化吗？我们复旦大学真正的创办人马相伯先生，他自己活了100岁，他可以经历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活100岁的人他们的感觉。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任期很长，他有三个副总统，第一个副总统叫做加纳，第三个是华莱士，第三个是杜鲁门。加纳是一个大胖子，又抽烟，又喝酒，又超体重，活100岁，所有卫生的原则对他都不适用，这些活100岁的人，从马相伯到加纳，看到这些人时空流转什么感觉？别以为我喜欢听你们，看你们复旦大学100岁，早在几天以前，一个100岁的人吸引了我，在今年的9月18日，知道一个人的100岁吗？她没有活100岁，可是是她100岁的冥诞，她的名字叫做嘉宝，当年的一个大明星，她把自己毁掉了。嘉宝对我的吸引力超过复旦大学。
可是我的一个笑话也许引起你们的兴趣，一位老寿星活了100岁，他要分节祝寿，他对他的眼睛说你100岁了，happybirthday，对他鼻子说，鼻子鼻子啊，100岁了，happybirthday，最后他一低头说，你要是活着，你也100岁了。
感谢院长昨天来看我，他走了以后我背后讲他的坏话，我和刘老板和我们王院长说，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我佩服书呆子，但我可干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脱离了这个事情，在外面闲云野鹤。所以我在你们大学里面讲话，你把我变成学术演讲，我真是残酷，可是我说实在不是学术，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由于我的讲演能使你们有了一个警觉，对你们一辈子有好处。
梁启超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候，康有为对他讲了一番话，变成了试图两个人影响了一个时代。我和大家讲，过去台湾有一个人叫雷震，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办了10年，提倡自由民主，我告诉各位，他的影响力只在一个人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是我，只影响了我一个人。各位，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如果将来你们变成了国家领导人，由于你们的开明，思想的奔放，知道什么是真的改革开放，推动它，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各位，毛主席有一个有名的词，大家都记得，讲到什么人是英雄，最后是讲俱往矣，这些英雄全都过去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我们今天才有风流人物。风流两个字就是我和大家讲的，现在风流两个字是坏，现在说李敖这个人很风流，你们把我当成西门庆，觉得我很风流，可是这个字是好字。中国的语言有它的变化，有的字从坏变好了，好比说在宋朝你称呼一个女孩子叫她小姐，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因为宋朝的妓女叫小姐，可是现在这两个字变化好了。有的字变坏了，本来龟是好字，现在说这个人是王八，就变成坏字。可是风流这个字有点走样，可是在毛泽东用它的时候还是好的意思，所以最后是说数风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现在有网站上说，数风流人物还看锦涛。告诉各位，我比胡锦涛大好多岁，在我眼里他不是总书记，我不能这样看他。就好像我看秦主任一样，他是秦老师，我蛮佩服他，他的长相非常好，你干错了行。（笑）
所以，我以老大哥的姿态说，我希望我的小老弟胡锦涛真的风流一点，不是坏事。不但他风流，英雄割据今己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英雄割据今己矣，谁要阻止祖国统一？这些人都没有了，祖国统一了，可是文采风流被留下来。今天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字、中国精神、中国的怪物都留下来了，我希望我和大家一起文采风流，和胡锦涛一样，谢谢各位！
我补充一句话，我看到一本书，他的作者叫做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这就是今天我的表现。不太理性，理性缺位，但你们也不是懵懂，所以还是有一点启蒙。（笑）
(回答现场观众提问)
提问：您好李敖先生，很荣幸向您提问。我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03级研究生，我觉得您一贯的言论可以用两种色彩来概括：就是灰色和粉色。灰色是批判，粉色是女人。您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您一生最喜欢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我愿意相信您对您身边所有的女性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看到平等。我想问您的就是，在您的字典里女性除了喜欢和追求的符号以外，是否也是您真诚的钦佩和欣赏的对象。
另外美国一位很著名的政治学者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如果交由女性来统治，将会更加和平。我想问您在您看来，究竟是男性主导的世界更容易招致战争，还是女性主导的世界更容易丧失和平？
李敖：谢谢你，我很怕你问我这种问题，因为凡是涉及西门庆的问题我都怕。女人当然是可爱的、美丽的，可是有一些思想是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女人太感情用事，因为感情用事会误事。好比说民主政治，为什么过去有些国家不给女人投票权，就是因为她感情用事。美国总统威尔逊，那么优秀的总统几乎落选，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老婆死了，再结婚的时候中间的时间太短了，以当时美国女人的保守，认为这家伙、这孙子是薄幸的，是无情的，就不投票给他，几乎落选。请问，这种选民能够去搞民主政治吗？不可以的。
当然我尊敬女人、当然我爱女人，我也承认女人如果作为政治领袖，当然是最好的，像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有武则天和西太后。谢谢你。
（花絮：回答关于海南大学副校长关于邀请李敖去海南的邀请。李敖：我这次回到祖国，我一分钱都没拿，还赔钱。可是要海南岛，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定价。）
提问：我的问题是唐朝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或者是习俗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要努力的去适应这个时代，还是努力的让这个时代去适应自己？
李敖：谢谢你。可能你误会我的一个意思了，我没有想做唐朝人，我是想唐朝人做我。至于你所提到其他的问题，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人生有一个有为主义，什么是有为主义？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做它和不做它是不一样的。
我本人是有为主义，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去努力去做，会有不同的结果，那种抱怨、说风凉话、那种关着门诅咒、关着门拍桌子砸板凳都不是健康的。同样的，我觉得如果用一种悲愤的情绪去表达一切也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不喜欢鲁迅，老是横眉冷对，不好。我也不喜欢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我告诉你，眼泪太多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挖苦的，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们是男人，我们不要没有出息。
提问：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说，你是白话文写作以来的中国写作第一人？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第二个觉得自己比鲁迅高明很多，我们知道李敖是伟大的思想家，请问，你凭什么讲比鲁迅高明？
李敖：我有耳背，我的耳朵常常听不到对我不利的声音（笑）。
为什么我说我是500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
第二个问题请你收看凤凰电视台里面，我这一阵子对鲁迅的批评。我只告诉大家，鲁迅有他的时代性的功劳，可是今天我们还抱住鲁迅，我们太落伍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落伍。大家注意，我说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我这次花了35万人民币捐铜像给胡适。我说的很清楚，我捐的胡适，是新文化时代的胡适，不是跟蒋介石交朋友的胡适。鲁迅的功劳我们没有否认，可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李敖。（笑）
放弃自由主义换取宪法落实
提问：李敖先生你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05法学的同学。我知道您在此之前一直被看作是自由主义派的，而且是很多人把您当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派。但在今天的演讲中，您好像是非常地推崇中国的文化，而且是公然宣称您放弃了自由主义，是什么促使了您的这种转变？
李敖：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进步。请大家注意，我来做着买卖，大家没有看到我在交换吗？我用自由主义换什么？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要落实给我们看，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想你那么聪明，应该能看得出来。
提问：我这个不是问题。我知道您藏书十数万册，包括一些名人的手记您也收藏了很多。想问问您，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能把这些资料和书籍捐给我们大学？最好是我们复旦大学，再好一点就我们姜老师在的人文学院历史系，给我们资料室，因为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对这个很关系。
李敖：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你是商学系的学生。
提问：还有一个就是您前几年说，要写的两本书？
李敖：都不写了。我的脊椎疼，不写了。我已经写了1500万字，今天要捐给贵校的李敖大全集，40本。事实上我写了80本，3000万字，要写的都差不多了。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做李敖大全集，不说李敖全集？像鲁迅这样，为什么带个大字？为什么你那么拽、那么神气，那么不谦虚？我告诉你，我已经很谦虚了，我叫李敖大全集，没有叫大李敖全集。（笑）
钱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提问：我是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首先感谢您今天对我们的母语——汉语的深切的关怀。因为全国高校唯一的语言文化报——雅言，就是我们复旦语委创办，并且一直坚守到现在。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如果您要创办一所大学的话，您准备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校训来作为对青年后学的忠告？第二，刚刚您讲到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这是龚定庵的精神困境。神州白发两飘飘，牺牲终继莫悬琴，这是马一孚的精神困境。您认为当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面临的一种最严峻的精神困境是什么，又如何寻求这种突围和救赎之道？
李敖：我跟各位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294卷，写好以后给每个朋友看，大家都睡着了。只有一个朋友叫王胜之，算勉强看一遍。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我向院长特别致意，你不要太难过了。
司马光接见后进的时候，他先问你你家里有没有钱。大家很奇怪，说我们的国务总理级的人怎么见面问这么一个小的问题，这么一个不上路的问题，怎么问我家里有没有钱呢？原来司马光就考验你，家里没有钱的人，就是富兰克林的那句话，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你没有竞争的能力。金钱是一种力量，竞争的的力量。说我不在乎，我不要钱，我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是，32岁，痨病鬼，死掉了。为什么？你没钱。还有，如果颜回结婚了，儿子得了了盲肠炎，需要开刀，你要不要求爷爷告奶奶，双膝下跪，你会的。当你没有金钱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没有支撑点。所以当时你谈了这么多计划，我很务实的告诉你，得自己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得话，一切都落空。
我们讲的话很现实，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看不起钱，看不起经济的力量。像毛主席一样看不起，至少他搞不好，邓小平骂他，说他不懂生产力，为什么这样？有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今天，我可以看到，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修改了一条，我们可以有私人的财产，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改变，我们在进步，可是有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有钱？第一先调查你爸妈的钱包，他们有没有钱，如果有的话，就不要死了再给你，先分给你。如果没有钱你干什么？建议你培养一套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认命、钓鱼，不要硬撑。否则的话，觉得你没有这些能力而想做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我告诉大家，当毛主席起来革命的时候，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他会碰到老式的中国文人章士钊，送钱给他，大家知道吗？
现在谁会送钱给我们？我那个时代是一段佳话，当我裤子进当铺得的时候，胡适送一千块钱给我。但有些人会讲风凉话，说你收买年轻人，可是胡适如果不送一千块钱给我，他还是胡适，他并没有少什么。可是他送了给我以后，大家想不到，在这么多年以后，会发生这种效果。我捐出来1500倍的钱，并且要在北京大学给他立铜像。为什么北京大学有蔡元培的像、李大钊的像、毛泽东的像、马寅初的像，没有胡适的像，今天我回来了，就干这个事情，当然党中央会犹豫，我们不同意，我说钱不要退，我等着你，可是别忘了，我70岁了，我等不了很久了，我还要去海南岛。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员，我问您一个关于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在白岩松采访您的时候，以及前几天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您认为杜正胜、周梁楷他们所做的台湾历史教科书所引起的争议您因为不足虑，您说一个聪明的小孩子等他自己长大以后，他自己会获得这种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杜正胜、周梁楷这些台独分子他们自己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尤其在他们念书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系统的有计划的去中国化的教材，他们变成了台独分子，您这样对小孩子的期待，我认为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做法，您认为这种做法针对这种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样一种去中国化的过程有效吗？
李敖：谢谢你！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所困惑，我们常常把台独当成一个反叛的势力，或者是一个革命的势力，他们是反叛人物，或者他们是革命党，你们搞错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是玩真的，所以像毛主席一家死了五口人，并且包括他在另外还有长征的时候丢掉的一个儿子，他的那个局面就是古人说的，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都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种经验，打天下的经验使他感觉到，有人在台湾要打天下，有人在台湾要变天，有人在台湾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怎么可以！所以你们紧张了。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我都认识，陈水扁和我一起办杂志，他们我是太清楚了，是玩假的，他们是嚷嚷，觉得台独是有市场。当然有一些日本人在煽动，可我告诉大家，没有台独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美国在撑腰，美国也是历史反革命，而不是现行反革命。为什么？美国过去和蒋介石挂钩，它有那种军事合作的关系，有大吃小的关系。在我们和美国人建交以后，那些老的关系一时掐不断，所以今天形成这样，可是美国人也知道，不能够真的支持他们搞“台独”所以台独分子嚷嚷半天，你是“总统”为什么不独？你是“执政党”为什么不台独？你有“国会”的半数为什么不台独？因为你是孬种，你是玩假的，他是一个假货。
所以我常常讲一段故事，你们在毛泽东文集和在毛选集里面都看不到那篇文章，在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全中国各省都对不起我们湖南人，我们湖南要干吗？湖南要独立，毛主席主张湖南独立。请注意，10个月以后，毛泽东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10个月他就想通了，不能搞地方独立，而要搞统一的国家，以毛主席那么英明都要想10个月才能想得到。台湾离开祖国110年，我们要不要给台湾同胞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他想一想？不要动辄就讲我要打他个稀巴烂。
提问：非常荣幸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李敖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余光中的一句话，说越是天才越怕死，他说莎士比亚是一位天才，他的蓝墨水冲不淡他对死亡的恐惧，今天我看见您30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我仿佛看见一个句点的落下，是您对生命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让您有这个动力写这3000万字吗？当然我希望您长命百岁，因为我很喜欢您的书。我还看过您的节目，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在北大的演讲的时候有雷同，比如说提到过艾森豪威尔、巴顿将军、麦克阿瑟，这些在书上都有，请问这是您老板刘长乐有安排，还是您真正成熟的智慧可以信手拈来？
李敖：我的老板刘长乐是安排了我这次回到祖国来演讲、接洽，到处白吃白喝，别的他安排不了。我的思想、方法，刘长乐老板他太年轻了，跟我不完全一样，虽然我们是同党。我告诉你，刚刚你说我怕死，你在我文章里面看到我怕死，我14岁的时候写的文章，我14岁的时候怕什么死？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我告诉你，基本上对人生，我这个年纪有某种程度的悲观，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旧约全书最后的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有一段说，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诉你，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再见！